中国文化自明以后就被误读了(zt)

中国文化自明以后就被误读了－我对中国文化密码的解读

    中国文明史之所以说被误读了，就是没有把元当作一个断代史来读。这种断代的含义不仅仅是文明的破坏，而是近于消亡和复苏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五四”中国新文人在战乱期的彻底解放与对文化的彻底反省“我们所遵循的传统文化怎么了”。简单的说元以前是中国的正统的儒家文明璀璨光辉。元以后就是就是黑暗的“反儒家”的专制历史了，后者绵绵延延近1500年，同时伴随了又一次分不清是内乱还是侵略的又一次大规模破坏。
成吉思汗的战争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消亡的是中国
    既然这种巨变发生在元朝，为什么说是“明”以后呢？因为元本就不属于中国（至于蒙古纳入中国版图那是元以后的事情了。）当时整个地球都荡漾在成吉思汗大军的铁蹄之下，我们自然也不用谦虚的说“元”是属于中国的。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影响简单的说就是破坏，彻底的破坏。这种破坏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商榷和讨论的，也没有任何可以美化或者促进交流云云，这种破坏就是赤裸裸的。甚至可以说元的入侵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西方得以侥幸幸免（所以说侥幸因为他们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中国，但距离较远就如同美国在两次大战后的幸存与发展一样开始了他们的新的时期）。北宋人口曾达到1亿多，南宋时候也有6000万，但是元朝的进攻使得人口骤减到1000万。
正统儒家与“反儒家”
    中国在元以前一直是文明上升期，而且先后从夏周礼制，春秋思想，前汉政治，唐宋经济和外交，逐步走向顶峰。核心文化选取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孔孟开创的仁爱为本，民意为天的社会理想。虽然中间经历了种种变化但社会正统思想没有改变。文明的脚步没有改变。到了宋朝的王安石经济改革（暂时这样称谓）更是黑暗来临前的最后一道光辉。
    到了元以后的明清两代，实际上处于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不存在了。从文化上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区别，唐宋诗词和政治改革家不断涌现。到了元朝只有老百姓的元曲。宋朝理学大儒，到了元朝绝迹了。中国文明史就像重新从民间开始了一个新的过程。明以后实际上是中华文明重新找到自我复兴的漫长过程。
    但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前朝儒家的体制对统治者仍然需要，因此从元开始儒家只留其形制，而无其精神甚至是“反儒家”的。因为元朝作为外来者发展不是最重要的，统治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清朝都明确无误的继承下来。中国的专制文化从元启蒙明朝发展清朝集大成，此时可以说对儒家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基本上已经是法家的思想居于统治地位。
    这种历史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同时面对两种历史，都叫作儒家思想，都推崇孔子。但是却截然相反，所以我管元以前叫“正儒家”元以后叫“反儒家”。反儒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法家的方法，但更加黑暗直到有了一本“厚黑学”的书，将这种文化彻底无耻的流传开来成为社会处世之道。即使到今日我们仍然处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现在对于“儒家”的质疑大多数其实都是对“反儒家”的质疑。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往往分不清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那种样子。
世界的转向
    西方的历史从宗教走向宗教的反面“科学”与中国从“儒家”走向“反儒家”的时期是那么相似。从此世界的兴衰开始逆转，文明积累前年的反面力量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发展的方向，中国向后，西方向前。这正是中国哲学经典的道家所言“反者道之动”。
    明清历史的评价是中国现代文人最热衷的，但也是最谬误的。只知明清就好像只知儒家的反面一样充满了疑惑。要想理解这段历史，应该准确的从元开始。也就是中国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亡国奴”。
    值得一提的是，元的扫荡恰巧也将中国历代的敌人彻底消灭了。从明清以后外敌长时间不再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给了明清两代建立强大专制政权的历史机遇所谓文功武德。但是社会上政治倾轧取代了文化的发展成为社会的主题。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已经成为这个时期文人的必修课，儒家简化为八股文。文字狱大行其道，此时官和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实际已经分裂，不再是读书做学问扬名天下的时代。
    一个最直接的文化现象“奴性”，诞生了清的奴化教育与文字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到处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太平盛事的颂词。缺少了民族大义的民众同时由于被割裂的文化纽带，只能把英雄故事留在茶余饭后全作消遣。清朝进入中国时几乎用尽了残忍的手段，多次屠城而且是别有用心和政治目的的，与元朝不同。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有血性的人几乎在一句“留头不留发”的政策下被杀害殆尽。同时汉奸奴才则大大的获得提拔利用。每个人都是在刀口上的生活。
中国的文明复兴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可以佐证元割裂历史的作用。考古学实际上从明清开始的。那时的很多文人已经认识到所学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而是被欺骗窜改的。正统的大量典籍已经在社会上看不到了。明朝汉代学人开始有永乐大典，清朝开始修四库全书。不同的是清朝不仅是整理还在修改或者叫窜改，文字狱发展到古人身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却是比消灭更恶毒的破坏。从此可见清朝统治者的狡诈欺骗本质。
    虽然在明清统治下难以有真正的文化复兴，但是有识之士的潜心积累和研究为后世打下了基础。这种复兴只有在社会平衡再次被打破才可能发生。直到我们所说的新文化运动。
    鲁迅和孙中山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的抨击了明清以来留下的奴化思想专制统治。鲁迅描绘的阿Q这一文学形象将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永不消失的位置。他们从反对当时统治者和民族振兴的角度重新给予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力量。但是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继承的西方观点来获得反抗的力量，而没有意识到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复苏使得他们见证和参与了中国文明自身文明的又一个复兴过程。
附录：主要观点
1。要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与明清时期的反动专制的政治文化。以后有文章详述其区别。
2。奴化思想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历史上向来是骄傲的，元的亡国和明清专制统治是这个思想的发端。
3。中国从清末以来的觉醒是中华文明史自身的复兴过程，西方文化的学习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只有真正重新认识自己的文明史有勇气承认“亡国”与“奴化”的历史，才能彻底的真正的完成这个复兴过程。才能摆脱历史的羁绊与负担开始自己的新的前进。
4。明确提出“反儒家”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专制而是开明，不是压迫而是尊重人性的。思想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照耀千秋的真正的民主思想经典描述，具有不朽的价值。从外交上汉，唐等高峰时期，传统文化从来是非常开明的，对外采取吸纳的态度。从人性上，看看唐朝的妇女的装束就能知道和清代有多大的本质性的不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何尝不是古人对生活最质朴的吟唱。
5。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源于自身的合理性，不是宗教意识。是千百年经验的总结，这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本质的不同。孔子从来不想统治什么人的思想，另立一派，只是做了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开创性的事情。

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 行的人生态度

思想手记

为什么我们缺少

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一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二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三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难道到了今天，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机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电视机旁的看“会动的图画”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附记

不久前，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当下读哲学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位高中生那样具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禀赋。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嗯，这篇关于重工业的论述有点道理。别的不说，为什么改革开放中，上海比广东后来居上，投资环境更具吸引力？据鄙人观察，上海和周边地区产业工人素质强大是重要原因之一。这都是拜当地重工业基础所赐。单单从这一点看，甚至东北都比广东后劲足。

打破历史的宿命

   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社会，许多职业其实和我们1000年前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厨师依旧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银员做简单的计算......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职业，更是自从文明起源就出现了。而另外一些职业，譬如汽车司机、打字员、流水线工人等等，固然在农业社会不存在，但如果通过时间隧道拉来的唐朝农夫，肯定可以在简单训练后胜任这些工作。上述两种职业基本包括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职业，既然这些工作和农业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祖先更勤勉。那么，为了解释今天巨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寻找解释。

    解释显而易见，拥有电动木工机器和化学处理过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开汽车或许并不比驾马车更复杂，但载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许只是在重复简单劳动，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能力会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传统的农夫，在农药、化肥、优选的种子、现代水利设施支援下也可以轻松获得超过祖先数倍的收获--庞大的钢铁厂、化工设备、机器、万吨轮船看似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保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重工业体系。

     重工业体系建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类似于生物一般的繁殖能力和进化能力，并能够为第一产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体系提供更多而且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使得这些产业的进化成为可能。

    比如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以CPU为例，从8086、80286、80386、80486直到今天的Pentium-IV，在技术指标上来看，一直都在按照Moore\'s Law而迅速进步。为了达到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Intel公司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重工业体系所提供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仅仅有轻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无论如何都也是不能做到这种技术进步的---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廉价抛售自己的自然资源、第一产业产品或轻工业产品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果让我们暂时撇开国界而继续追根到底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出先进技术的西方巨型公司最终也都还是依靠重工业部门所制造的设备。

     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Stalin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Stalin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Stalin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Stalin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Stalin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Stalin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Stalin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Hitler去了"。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Stalin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30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1914-1918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1941-1945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如果让我们观察一下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1950年不到100万吨。1958年是1070万吨，1980年是3700万吨，1996年则是1亿吨，2003年则是2.1亿吨，2004年则是2.7亿吨,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1980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

      而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和质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

      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提供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重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虽然重工业体系是无限财富的来源。一个不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做到用技术来生产技术，用设备来生产设备，用教育和实际操作来培养人才。这种无法自行升级的工业体系对效率的改善甚为有限。那么，从开始工业化到重工业体系基本建成，这期间需要对重工业体系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而只能取得相对较少的回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工业化的关键问题。根据取得和利用工业化资源的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归纳出三条工业化道路：

     第一条道路当然是西欧-美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过程的开始，宗教冲突带来的人均裕资源富、私人资本的商业经营、海军的野蛮扩张、新大陆的开辟共同触发了工业革命。然后，商人们充分开动起原始的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向传统的农业文明和新开辟的殖民地倾销商品。在19世纪，新兴工业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富庶面前不值一提，即使是长期的单向自由贸易也不会引起购买力的衰减，商人们很快就赚到了可观的利润，这构成了重工业体系扩张和升级的物质基础。不过，大部分利润并没有被投入重工业体系的升级，因为人们还没有把生产能力的指数化扩张和对工业技术有意识的投资联系起来，在大部分商人看来，重工业体系和其他传统部门一样，持续投资的边际效益也会迅速衰减，与其把利润投入技术开发和基础利润研究，不如把利润投向商业和军事部门，扩大源于传统农业文明的购买力。在最先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初就采用的采煤技术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出现其他大工业的竞争，英、法等老牌工业强国才由政府或主要财团出面对重工业体系的升级进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重工业体系之所以还能不断的升级，主要得益于巨大的利润基数和相对而言无限的市场空间。其实，对于欧美老牌列强而言，说他们"走上了工业化道路"颇有些牵强，因为这种是一个无意识的选择，没有任何人对此进行过设计或规划，身处其中的人们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即便他们认识到了，在这个时代，个人和思想也无法改变历史的大势。

　　由于建立重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资源来自外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走起来最轻松，但对于21世纪的落后国家而言，这种方式没有任何借鉴作用。在21世纪，试图工业化的国家既无法在工业化以前掌握全球海权，也无法在工业化的初期就向外倾销的产品。另外，既然人们已经可以认识到重工业体系的作用，所有后发国家都会把宝贵的资源用于重工业体系的构筑和升级，不会走西方早期放任主义的老路。

     另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关联不大，除了没有什么技术秘密的农业以外，没有哪个经济部门可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成熟稳定的传统社会都自然的趋向于分散内部经济权力（对外依然要统一规划资源的使用，如战争 外交），由市场来决定内部资源分配。但正如第一节指出的，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资源采集业和金属（确切说是可精密加工的材料，后来增加了高分子材料等）加工业在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后互相促进，不断扩大规模，提升加工精度和个人生产效率，将其他部门卷入自升级的循环，最终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受地球资源种类的限制，在工业革命以后，少数关键技术和资源构成了重工业体系的核心，发展经济的根本--建立、维护和发展重工业体系的手段与方式被基本确定，且没有复杂到超出个人或组织的认识能力，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实行计划经济往往是有效率的。这就是后面两条道路存在的基础。

       第二条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比较接近，同样要依赖外部市场，通过向落后地区销售工业品换取利润，再用利润换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进一步扩大生产。只是工业利润的使用完全由政府（财团操纵的政府或政府操纵的财团）所主导，投资方向明确指向重工业体系，从历史上看，只有日本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成功。这条道路与西方工业化过程相似，都是利用外部购买力解决本国工业化资金问题，同时又有西方历史可借鉴，走起来自然要简单一些，发展也更迅速。但是，由于取得市场，排斥其他重工业体系的行动本身与西方利益相冲突，必须在适当的条件下才可能走这条道路。在日本工业化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已经称霸全球，但还有一些角落没有完全占领，彼此间的矛盾也没有妥善解决，日本趁机冒险发动两次赌博式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获得了东亚霸权，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但日本企图把中国和东南亚作为独占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这种进一步的扩张终于惹的西方国家出手干涉，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二战的结果是日本战败；但幸运的日本在战败以前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人才和社会体制转型已经完毕，战后稍有机会（美苏冷战）就能弥补在战争中损失的硬件，重新走上富裕的道路。德国的发展历程与日本有相似之处，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德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在20世纪初，政府主导性也没有日本这么强，所以还是倾向与把德国归为第一类工业化方式。

      最后一种选择是中国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苏联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建国时二战已经平息数年，这时地球上已经不再有可做市场的空白富庶地域，西方强国之间的矛盾也不如20世纪初激烈，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的重工业体系以美国为中心，已经基本上结合成一体（包括日本），没有根本上的利益分歧。两国不可能再走靠出口获取利润求发展的路线。只能严厉的控制本国农村（这两个国家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中提取剩余的人力和粮食，利用这些农业社会的物资和本国的自然资源，从无到有进行工业革命。同时，为了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把所有的工业资源都用来投入下一代工业的生产，在开始建设的最初的岁月，基本没有什么工业物资从重工业的循环里面漏出来，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继续保持在前工业时代。经过大概一代人的时间，苏、中两国分别在30年代和70年代完成了重工业体系的建设（当然在水平上和西方还有很大差距）。

　　至于其他国家，要么一直安于做西方经济殖民地的地位，要么在工业化道路上误入歧途，试图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占绝对上风的情况下靠贸易和国内企业自行发展获得工业化资源，落入了低水平发展的陷阱。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和劳动力注入，自我重工业体系会呈现出生物般的指数增殖，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如何获得资源，1大力发展铁路运输，2是尽力提高装备国产化，3建立共荣圈。前两项是节流，铁路从长远看，达到一定的运输能力，比公路对资源的消耗要少得多。日本就是一个以铁路运输为主的国家，虽然家家有汽车，其实是样子货，利用率很低。装备国产化，能够节约更多资源，造一架飞机花不了多少资源，但生产一亿双鞋对资源的消耗是惊人的。即使暂时不能出口，也防止了自己的资源流失。日本是个富裕的国家，但非常节俭，市政府经常定期不定期搞旧货市场，各家庭相互间调剂余缺。现在中国人豪华消费，买1亿日元的车，付出的不是自己的纸币，而是民族的资源。看看日本天皇，日本产什么车，他就坐什么车。

    然后看如何开源。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遗留下的财富主要不是技术根底，而是政治和文化。看看当年，70年代初，中国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虽然比美苏弱。怎么获得资源呢，就是要输出革命和文化，当时中国做得非常好。比如，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那可是世界的时装，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欧美日本也流行，日本也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很重要，是大买卖，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可以换很多资源。结果80年代后，搞什么呐叭裤牛仔裤，呐叭裤牛仔裤的出身不高贵，不过是水手服工人服，为什么花高价去买它们，因为中国人批判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接受了别人的文化。当年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全世界传播，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西方和日本都传播到了，是震撼世界的。文化的认同很重要，所谓的市场营销，实际是文化争夺。不信你做个实验，你也去做汉堡包，可乐，虽然它们的味道不怎么样，用料和配方也不怎么样，但你照着做，按照一样的经营管理销售办法，你肯定败得很惨。为什么，是因为顾客认同了美国文化，而不是你的文化。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招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可以创造一流的营销，把稻草卖成黄金，比如卖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漫画、汉语，需要什么技术吗？挣的钱和资源不比卖鞋子裤子多吗？结果给否定了，这个巨大的资源没有了。

      第三世界的人均3000美元赶不上中国的1000美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钢铁，贫富分化严重，大量的资源被出口到西方换奢侈消费品，比如买西方的汽车。当然，中国也没有能力同西方争夺汽车。怎么办，输出革命，让那些国家均贫富，杜绝奢侈消费，不买西方的汽车，买中国的自行车，在那些国家实现自行车普及。自行车是中国的绝活，西方国家没有办法竞争，中国的工业品虽然品质不高，但能解决有和无的问题，能极大改善生活，它们怎么会不干呢。即使暂时没钱消费，可以贷款，甚至赠款，要他们消费中国的简单实用的工业品，没钱可以印，让第三世界国家都去挣RMB，而不是去挣美元。这样会是什么结果，以美国为中心的架构就被掀翻了，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自我重工业指数增殖除了资源外，还需要熟练的劳动力注入。中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不等于劳动力，需要培训，那么最好的体制就是铁饭碗，大锅饭，两参一改三结合，人浮于事。当然，日本的说法是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现场主义。因为技术攻关是跨行业的群体协作，很难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所以大锅饭好。两参一改三结合突出团队精神。冗员很有好处，在研制的过程中，或产能准备过程中，大量的人员参与了研制过程，成为行家里手，新的生产线建立后，能很快投入生产。中国的情况很典型，比如中国钢铁的摇篮是鞍钢，很多钢铁厂是从鞍钢分裂出去的，甚至2次3次分裂，整是个链式反应。改革前的中国虽然政治挂帅，半心半意搞生产，但工业化的速度比日本快得多，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在自我重工业增殖过程中，消费领域获得的资源很少，人民还比较贫困。但生产出的有限最终消费品，通过合理的配分，比较平均地分配到广大国民中间，使国民能尽早接触现代工业产品，培育工业品市场。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也是很多人围看一台小黑白电视。

     中国进入70年代，随着自我重工业逐步成型，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呈现了指数的暴增，中国经济进入了起飞的快车道。不仅数量上暴增，质量上也突飞猛进，中国的技术突破主要集中在70年代。当我们打开国门，感叹中国落后了，美国的航天飞机、克雷超级计算机，日本的新干线、彩电……。我们被告知文革是场浩劫，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倒退，那么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也应该实现这一切。中国是落后了，但落后并不多，美国有航天飞机，中国的载人航天已经列入计划，宇航员也开始训练了；克雷超级计算机出现的几年后，中国的银河亿次计算机也诞生了；日本有新干线，中国的韶山电力机车也飞驰在大地上；1969年PAL制彩电才制定标准，几年后中国自己的PAL彩电也诞生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的装备，外国装备的质量性能当然比国产装备优越，于是消费品的生产效率急剧增长。外国装备这么容易引进，那么自我重工业就没有必要发展了，于是几乎所有的资源向消费领域倾斜，于是生活水平急剧增长。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活大改善的根本原因。

     随着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放弃，指数增殖的停止，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大量的资源要用来交换外国的重工业装备，经济发展趋向停滞，引发了80年代中期的物价上涨和双轨制，最终引起89年的动乱。进入90年代后，大量引进外资，彻底放弃自我重工业体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经济在高速增长，各种资源的消耗指数上升，而国民的实际所得却在下降。到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70%，其中外资企业占外贸的70%，所谓的机电产品出口，外资企业的份额近90%。

     依赖外国装备是如何造成国民的实际所得下降的呢？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失业率的压力，被迫不断改进生产线的效率，使一些消费品在本国生产依然有利可图，把生产从中国迁回国内。在中国的企业（含外资），则必须更新设备才能对抗，或进一步提高积极性和劳动强度，形成人与机器赛跑的壮丽画面。在这种人与机器的对抗中，人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实际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已近饱和，比如日本市场上寻找非中国产的消费品都很困难，于是GDP高速增长，而失业率却不断攀升。在高失业率下，很多企业还招不到工人，因为工钱不能比机器更多。企业获得的利润也不可能流向重工业体系，用于奢侈消费和投向房地产，实际也是剥夺所谓的中产阶级。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下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标志着重工业体系瓦解后，人才体系也瓦解。中国实际已到达成长的界限，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经济的总量一定，而贫富差距还在急速扩大。

    苏联、中国和日本尝试了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处于垄断地位时，如何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它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则是在重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扩张，就主动放弃了，也否定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走上了依附的道路。日本型社会主义也实际快走入历史了，日本90年代进行构造改革，虽然改而不革，进展缓慢，是失去的十年。但他们在这十年中不断试探，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明确改革的方向，方向没有明确之前，宁可等。现在方向清楚了，日本开始启动了，简单的说就是要"第三次开国"，由一国繁荣型的Full set主义，向国际间垂直工程分工方向发展，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构筑东亚自由贸易圈，多国共荣，以一个整体参加全球化竞争。简单的说，就是构筑"大东亚共荣圈"。当然，上次是靠武力，中国很不服，现在靠技术资本，中国很乐意接受这种安排，所谓优势互补，深恐自己没有比较优势，日本不来。

    苏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日本则没有选择，只有靠自己的技术力去拼搏。"重工沉没日本沉没"是日本人动摇不了的信念。于是，三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我很能理解当时是如何做出这种放弃自我重工业，只发展轻工业改善生活的偏安决定的。因为我也从那个逆反而又缺乏见识的青少年时代走过。

     国门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在市场经济中滚爬几百年的新面孔。他们几百年来最主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市场。哪怕赔钱１０年２０年也要占领。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一就是占领后就没那么 容易被挤走了。而我们呢？３０年代洋货一统上海市场的记忆已经成了书本上的说教。而我们现实的 震撼却是那么强烈：人家的产品比我们的好得不知道多少倍，而且还那么便宜，太多的东西几乎是白给。 英特尔，微软免费赠送了我们多少东西啊（那时我们肯定是不知道什么是倾销，更不知道ＴＲＹ－ＡＮＤ －ＢＵＹ的市场战略）。我们对自己的落后是那么的震惊与羞愧，我们根本注意不到其实以前我们比这还要落后得多，更不能理解配套综合的优势。

    我的鼠目寸光又哪里能看到２０年后当时被飞机轱辘的利润兴奋死的我会下了岗呢？ 啊，下岗的人，谁叫他们不努力，不读书。可现在大学生毕业工作也开始难找了啊。这条线， 鼠目寸光者能看到吗？

    未来，我们如何才能逃脱周期律， 如何才能打破历史的宿命....

毛泽东的经济非常辉煌，以至于中国80年代雄鹰折翼
 

70年代末中国确实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生产严重过剩，而购买力严重不足。不是国民没有消费的欲望，而是没有货币。大量印钱给国民人人发钱涨工资，农民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工人是涨工资发奖金，知识分子是落实政策，资本家补发了赎买款。

除了发钱，中国还对外打仗。这个打仗与当年德国日本遭遇经济危机时引起的战争不同，它们的战争也是在危机发生后很长时间才发动的。战争的目的是占领殖民地，夺取煤铁石油橡胶等基础物资。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完全是消耗，战争是钢铁的较量，钢铁洪流需要生产力支撑。

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却人人发钱，还对外打仗，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没有的。其它国家即使发钱，也是引发通货膨胀，等于没有发，实际还从国民手里抢钱。1960年的日本，没有过剩生产力，为了缓解社会危机，只是承诺10年时间里收入翻番。

伟大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充分调动积极性，农业获得大丰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导致了大丰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怎么宣传怎么信。到日本来一看别人的农业研究，把增产的因素分解为种子、灌溉、化肥、机械、气候、人力等各分量分别的贡献。其中化肥的贡献最大，同时也是农业停滞的主因。人力投入微不足道，原来农业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这些研究都是量化的，可以检验的。

在1978至1984年期间，化肥的使用翻了两倍不止，这帮助农民获得了历史性的丰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绿色革命的进程类似, 化肥等技术因素是短期内繁荣的一大原因, 但也为后来的停滞埋下了伏笔。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控制被取消，物价猛涨。1984至1989年间，化肥的官方价格上涨了46%，而杀虫剂的价格上涨了80%还多。那时，农民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土壤中有机物减少，他们被迫向地里投放更多的化学制品以保持产量。

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曲线上，中国的粮食产量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稳步提高，1985年之后，增长却陷于停滞。这增长曲线正好与化肥的用量和化肥的特性密切吻合。

这些化肥从哪来的？当然是过去时代建设的化肥厂陆续投产生产出来的。工程有它的建设周期，不是在纸面上论证出Qd=Qs，实行市场经济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能够真的生产出化肥。为了尽量扩大产量，化肥的产能依然不够，于是中国还大量进口化肥，最高年份达到了总用量的1/4。显然政府知道什么是增产的主因。

对于纯粹的农业生产，个体还是集体生产，对产量都不会有决定的影响，人的劳动力投入不是主要的。但对于现代市场环境中，个体农民是无法与市场上的垄断 集团博弈。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所需的农资垄断在少数几家企业手里，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被垄断了，单个农民处于非常不利地位。

改革解散了农民组织，却没有建立新的农民组织，使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市场博弈，成为一盘散沙。随着市场化推进，政府对农业的倾斜解除，农民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农资价格上涨，而农产品价格却下降。农民没有组织，是三农问题的主因。

新技术和新商品的扩散转移规律是：军事、科研->工业应用->社会应用->集团应用->家庭。新技术的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军事和科研才能承受。新制品不够成 熟性，需要专人维护和使用，军事和科研才能提供这样的专业人才。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价格不断降低，对使用维护的要求越来越低，于是沿着军事、科研->工 业应用->社会应用->集团应用->家庭的扩散道路，产量不断增加，应用越来越广泛。

计算机就非常典型。先是发明出来为了计算大炮的弹道（军事应用），然后是用来辅助设计各种工业产品（工业应用），再然后是设立计算中心承揽社会上的各 种计算服务（社会应用）。80年代初中期我读中学时，学校就购买了APPLE II和中国自己仿制的中华学习机，这是集团运用。现在计算机已经到家庭应用了。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会扩展到家庭，大多数在集团运用时就截止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的收入倍增相比，一个大失误是解散了农民组织，集团用户被消灭了，农民的工业化进程中断了，中国的基干产业丧失了依托。如果说基 干产业是一个国家的骨骼，那么为集团用户服务的中小企业就是国家的肌肉。

集团用户与家庭及个人用户的消费倾向不同。家庭及个人用户是市场上有什么，则买什么消费什么。集团用户则是自己需要什么，直接提要求，要厂家针对性解 决。同样是汽车，集团用户则有自己很多特殊要求，大批量生产的汽车不能满足要求，农机具更是如此。

多品种小批量是集团用户的特点，与之对应，投资大周期长的适用于大批量规格生产的专业流水线不适合这些用户。效率高的是这样的企业，装备几台车磨铣刨 通用机床进行机械零件加工，万用表、示波器、电烙铁进行电器安装调试。投资很小，通用性很高，剩下的就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专用商品生产。这部分占日本经济的70%，出口的70%。

80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走向末落。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组织解体缺乏投资，虽然中小企业投资少，但也不是农民个人能承受。更重要的是农民组织解体后，中小企业的集团用户消失了，市场没有了！剩下的乡镇企业，比如南街村，却是大规模规格生产，生产方便面了。大规模生产线不是一般农村能承受，批量规格生产的市场容量小竞争激烈，后来者很难插足。

中小企业对设备的性能要求不高，中国的基干产业还不能提供很高性能的设备，它们正好提供了市场，推动和完善基干产业。60年代的日本，中小企业装备的车床70%是战前的产品，它们的更新换代，推动日本的基干产业急速前进。但中国的中小企业却垮了，不再需要中国基干产业提供的装备，中国的基干产业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集团用户对最终能普及到家庭的产品也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始这些产品 价格还很高，产能不足，集团用户先购买，大家一起使用。比如大家一起看彩电，学校买计算机给学生使用。这种集团消费能很早很快传播新产品新知识，使潜在的用户接触使用新产品，培养和唤起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缓冲，新产品的大批量规格生产，产能准备需要时间。

中国的组织过早传播了新产品新知识，唤起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唤起需求之后，中国的组织却又被解散了，少了一个缓冲。中国工业要短时间里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供给赶不上需求的原因，埋下了整体崩溃的种子。

日本也有与中国相似的经历。驻日美军传播了美国的消费文化，美军基地淘汽车、电视、洗衣机都让日本人羡慕不已，幻想日本人什么时候能像美国人一样用上各种家用电器。60年代的日本非常幸运，一无所有，别说成品没有外汇进口 ，就是整条生产线也没有外汇进口，只有靠自己。彩电的普及到了70年代中期。

中国就非常不幸，80年代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花不完的外汇导致中国雄鹰折翼。 

丰田自立研制了“皇冠”。日产与英国奥斯汀合资后学到了技术，一脚踢开奥斯汀，把从奥斯汀学到的技术移植到自己原来的DATSUN汽车上，成为“蓝鸟”。日本的这些车厂成功后，通产省彻底关闭了国内市场，原来还对出租车行业还网开一面。通产省被称为日本汽车的“爸爸”。

坚决限制合资和进口，在“爸爸”的悉心照料下，“儿子”们却并不太争气。警察厅说国产警车的性能太差，遇到开进口轿车逃跑的犯人根本追赶不上，所谓的进口轿车不过是美军基地淘汰的二手车。因此警察厅要求进口一些高性能的外国轿车作为警车，但通产省仍然不批准警察厅进口外国轿车。通产省的官员解释说：“现在是国产轿车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了保护本国的汽车工业，不得不这么作。大家再忍一忍，过5、6年后国产轿车的质量就会好起来。”现实的困难是：进口的外汇呢？

最初的国产汽车使用美国的冷轧薄钢板。但外汇紧张，不久开始使用国产冷轧薄钢板，但国产的冷轧薄钢板质量不过关。钢铁企业外引内联，倾力解决这些技术问题。没有外汇引进全套生产线，只是在一些关键点上购买关键的技术装备，这台是德国的，那台是美国的，再一台是苏联的，万国牌，然后组织力量仿制，最终形成日本独自的钢铁生产技术。

钢铁与汽车产业密切配合，合力攻关，使日本的汽车产业迅速成长。

与收入倍增时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幸运，也可以说非常不幸，手里有花不完的外汇。中国已经有了红旗和上海小汽车，却大量进口小汽车。80年代初，我所在的学校买了一批日本的皇冠汽车。当时叹服不已，这么好的车，跑起来声音都没有，比上海强多了。

中国的汽车产业想与日本合资，日本裹足不前，日本汽车的成长历程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如果中国来个依样画葫芦，然后把日本一脚踢开？！后来证明担心是不必要的，使日本丧失了宝贵时间，现在亡羊补牢迅速向中国市场推进。中国与德国大众合资，合资的结果与日本完全不同，一脚把自己的上海踢开！红旗也名存实亡。

宝钢花费巨额外汇从新日铁全套设备引进，完全不知道这些设备是如何相互配合的。以至于现在仍然不知道如何生产汽车钢板。宝钢又向新日铁提出要求，能不能传授汽车钢板的制造技术。新日铁的回答是，传授当然可以，但新日铁要占50%的股份。于是，2003年宝钢和新日铁设立了各占50%的合资汽车钢板厂。就在同时，新日铁的社长在NHK的专题栏目上说，新日铁不会泄露日本的技术！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飞机、半导体等行业，中国自己用巨额的外汇把自己的生产力打倒了。如果说这些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还很遥远。那么看看彩电：

长虹由盛转衰是中国彩电业的缩影，实际也是当前中国彩电处于困境的写照。长虹原来是一家军工企业，研制生产飞机雷达。能造天上飞的雷达的技术能力，地面的彩电不过小事一桩。中国的PAL彩电标准1969年制定，长虹1970年代初自立研制了彩电，当然这种纯粹国产的彩电存在一系列的质量和性能问题，造军用雷达和造民用彩电还是有很大区别。1978年，长虹从日本松下引进彩电技术和生产线。长虹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自己彩电技术的研发；二是追随松下的彩电技术；三是自我技术与松下技术相结合。长虹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几年后，松下再派人到长虹考察，着实让松下人吓了一跳：长虹复制改进了十三条生产线！生产效率，质量都比原来松下生产线有很大提高。这不奇怪，长虹是军工企业，有雄厚的技术班底和技术储备，天上飞的雷达毕竟比地面彩电高几个技术层次，把雷达技术转移到民用彩电中。

随后的发展非常有戏剧性。转折点在1986年，松下使出了杀手锏，按照日本的谚语就是“没有比免费更贵的东西”。这是一句在日本妇孺皆知的谚语。意思是，物美价廉的东西会损害自我技能成长，自我技能是最宝贵的东西。有些类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既然长虹有自己的技术实力，能够复制改进彩电生产线，那么松下就低价抛售更高性能的生产线给中国。同时彩电的各种关键部件和生产线也大量进军中国，如松下彩管。我们可以看到85年前，中国彩电供应异常紧张，要凭票还要彻夜排队。86年后，中国彩电生产线遍地开花，产能急增，彩电迅速普及，人民得到了实惠，皆大欢喜。但另一面，长虹及中国彩电业实际上在86年就已经死亡！松下用“鱼”把中国的“渔”打垮了。

既然进口生产线和关键部件这么便宜这么好，还需要自己去搞吃力不讨好的研发吗？长虹丧失了自己的技术能力，其后的辉煌不过是惯性前行，想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的“熊猫”死得更快。现在中国的彩电是半条腿彩电，芯片全部进口。CRT仅有少数几家民族系企业，但生产CRT所用的玻璃则完全垄断在日本三菱集团的旭硝子等外企手中。

如果说在模拟CRT彩电时代，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些自己的技术根底，还到达过辉煌的顶峰。在模拟CRT彩电向数字化平板彩电转折的时代，中国彩电业没有春天就直接进入萧瑟悲冷的冬天，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了。数字化平板彩电的显示面板和机芯等核心部件占总成本的80%，它们完全垄断在日本韩国企业的手中！中国连跟踪消化仿制的能力都没有，这与模拟CRT彩电时代大不相同。CCTV已经决定采用日本的数字电视标准。按照日本人的话说，世界不怕中国有原子弹，世界不怕中国模仿，世界不怕中国人多，世界不怕中国市场大，世界只怕中国自己制定标准，中国的标准就是事实上的世界的标准。但中国放弃了自我标准制定，可能有心无力，更大的可能是心也没有，一心想接轨，秦桧经济学早以深入人心。

收入倍增期的日本就非常不幸，没有外汇。既没有外汇进口彩电，也没有外汇进口全套生产线。局部引进，其它靠自己解决，引进的部分组织力量国产化。彩电国产化和产能增长如同蜗牛爬行。日本的彩电普及已经到了70年代中期。比中国早不了几年！

日本的工业化比中国早近百年，80年代的中国完全以美国日本的生活水准为参照，说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认为赶上美国日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此时的中国人可曾想到除发达国家以外的地方，人民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的想法是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就应该有与美国日本一样的生活水平。从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的一穷二白的国家，仅30年时间，就追赶到离发达国家这么近，这个效率是空前绝后的,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日本完成这段路程则花费了近百年。

但不幸的是，由于巨额的外汇使中国雄鹰折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从哪来的外汇，无从知晓。有一说是因为两伊战争，中国大量出口武器，每年有80亿美元的收入。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就比较好解释中国的经济周期。当两伊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经济也陷入困境。
 

包产到户确实调动了家庭的生产积极性，男女老少齐上阵投入到生产，同时几乎可以用到的边角料地方都被种植上。这种热火朝天的干劲，很容易被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支持农业持续增长的化肥、农药、灌溉、加工、保鲜、运输等工业支持，却很少有人接触知道。

原来是调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当时的共识。但当时的中国人却忘记了，就在20年前，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却遭遇失败，连续3年饥荒。再看更长的历史，个人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十分有限，也不可能因此而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这早就在中国的漫长农耕历史中被反复证明过了。

不管怎么说，这次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却获得了极大成功。这种成功被实实在在看在眼里，体会到肚皮里，饭桌和菜篮子丰盛了，即便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农村改革的成功，证明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1984年农村改革结束后，同样的改革思路被移植到城市。减政放权，自负盈亏，厂长负责制，承包……到现在的MBO，都是一个思路：充分调动积极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农业实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有其道理，种白菜的与种萝卜的没有关系，白菜绝收了，可能是重大利好，萝卜可以多卖点。提高积极性，早出晚归，辛勤劳动，虽然不会使一亩三分地的产量持续增长，但毕竟可以多收获一点。

工业生产讲究的是产业间的协调配合，不是靠个人和单个企业的积极性能提高效率。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里面一个情节是如何提高效率和产量。其中一个说加班，增产多少就加多少班；另一个说是如何想办法提高机器的转速。以前的人已经意识到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人的积极性无论如何是不能和钢铁的机器对抗。但是，中国却成功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引入现代工业生产。农业改革虽然有缺陷，但还不致命，城市改革则非常致命，成功瓦解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中国工业生产内部是：企业的唯一正义就是利润。面向家庭和最终用户的家电生产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多的利润，纷纷使用国外的生产线和关键零部件。不这么做的企业就得死亡。作为基干产业内部也是如此，为了自己眼前的利润和市场占有率，设备生产企业要使用外国的关键零部件才能保证质量和工作效率，部件企业则要使用外国的设备生产才能保证质量。中国的整个工业形成了闭锁“lock in”结构。

闭锁“lock in”结构使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停滞了倒退了，积极性高涨的游兵散勇被外资企业各个击破。中国工业的根干跨了，空芯化了。一盘散沙的中国工业没有力量与国外资本对抗，但对付农民还是绰绰有余。1984至1989年间，化肥的官方价格上涨了46%，而杀虫剂的价格上涨了80%还多。那时，农民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土壤中有机物减少，他们被迫向地里投放更多的化学制品以保持产量。农村的破产和工业化道路的断绝，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为实际已经瓦解的工业提供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工业的发展不是靠机器，而是靠勤劳的双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摧毁了中国经济的根干，却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君不见“Made in China”充斥全球，同时中国还有巨大的产能过剩。表面的成功也是成功，于是成功的法宝又被引入教育科研领域。

科研经费提成，成果与收入挂钩，多劳多得，住上了二房，包上了二奶，极大调动了专家教授的积极性。但这一次却连表面的辉煌都没有见到。“汉芯”被揭造假，虽然没有确实，但新浪网的民意调查却显示60%多的人认为是造假，30%多的人不置可否，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认为“汉芯”是真的。看看自己周边的所谓科研都是造假，凭什么相信“汉芯”是真的呢？！

日本的大学教授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即没有奖金也没有提成，就只有一个比平均水平稍高一些的铁饭碗。初到日本的人，往往大惑不解“积极性从哪来？”我在与一位清华大学的研究科研体制的博士生交流时，也是一样的疑惑“积极性从哪来？”

做到教授这个位置，驱动力是事业人不是理性人，否则不要做教授。国家的铁饭碗虽然不能发财，但中等偏上还是可以的，想发财可以下海。教授不拿钱，就可以立“信”，才能独立思考张扬科学精神，能够相互监督及相互监督。中国教授是拿钱的，于是相互间不要断了财路，科研项目的评审鉴定实际是分赃哄骗政府和大众。中国的科研体制改革，虽然调动了理性人的积极性，但出的成果远不能与日本同行相提并论，也远不能与自己的前辈相比，虽然他们是吃大锅饭，甚至还有很大的政治压力。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引入教育科研领域，使一个民族最不应该腐败的领域腐败了。整个社会再也找不到一块净土，可以信用的地方，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被完全破坏殆尽。经济的根干被摧毁，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的事。原子弹摧毁了日本经济的根干，它还能再飞起来。但我们的民族精神却被精神原子弹摧毁了，这却不是短时间所能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