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非常辉煌，以至于中国80年代雄鹰折翼
70年代末中国确实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生产严重过剩，而购买力严重不足。不是国民没有消费的欲望，而是没有货币。大量印钱给国民人人发钱涨工资，农民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工人是涨工资发奖金，知识分子是落实政策，资本家补发了赎买款。
除了发钱，中国还对外打仗。这个打仗与当年德国日本遭遇经济危机时引起的战争不同，它们的战争也是在危机发生后很长时间才发动的。战争的目的是占领殖民地，夺取煤铁石油橡胶等基础物资。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完全是消耗，战争是钢铁的较量，钢铁洪流需要生产力支撑。
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却人人发钱，还对外打仗，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没有的。其它国家即使发钱，也是引发通货膨胀，等于没有发，实际还从国民手里抢钱。1960年的日本，没有过剩生产力，为了缓解社会危机，只是承诺10年时间里收入翻番。
伟大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充分调动积极性，农业获得大丰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导致了大丰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怎么宣传怎么信。到日本来一看别人的农业研究，把增产的因素分解为种子、灌溉、化肥、机械、气候、人力等各分量分别的贡献。其中化肥的贡献最大，同时也是农业停滞的主因。人力投入微不足道，原来农业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这些研究都是量化的，可以检验的。
在1978至1984年期间，化肥的使用翻了两倍不止，这帮助农民获得了历史性的丰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绿色革命的进程类似, 化肥等技术因素是短期内繁荣的一大原因, 但也为后来的停滞埋下了伏笔。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控制被取消，物价猛涨。1984至1989年间，化肥的官方价格上涨了46%，而杀虫剂的价格上涨了80%还多。那时，农民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土壤中有机物减少，他们被迫向地里投放更多的化学制品以保持产量。
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曲线上，中国的粮食产量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稳步提高，1985年之后，增长却陷于停滞。这增长曲线正好与化肥的用量和化肥的特性密切吻合。
这些化肥从哪来的？当然是过去时代建设的化肥厂陆续投产生产出来的。工程有它的建设周期，不是在纸面上论证出Qd=Qs，实行市场经济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能够真的生产出化肥。为了尽量扩大产量，化肥的产能依然不够，于是中国还大量进口化肥，最高年份达到了总用量的1/4。显然政府知道什么是增产的主因。
对于纯粹的农业生产，个体还是集体生产，对产量都不会有决定的影响，人的劳动力投入不是主要的。但对于现代市场环境中，个体农民是无法与市场上的垄断 集团博弈。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所需的农资垄断在少数几家企业手里，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被垄断了，单个农民处于非常不利地位。
改革解散了农民组织，却没有建立新的农民组织，使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市场博弈，成为一盘散沙。随着市场化推进，政府对农业的倾斜解除，农民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农资价格上涨，而农产品价格却下降。农民没有组织，是三农问题的主因。
新技术和新商品的扩散转移规律是：军事、科研->工业应用->社会应用->集团应用->家庭。新技术的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军事和科研才能承受。新制品不够成 熟性，需要专人维护和使用，军事和科研才能提供这样的专业人才。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价格不断降低，对使用维护的要求越来越低，于是沿着军事、科研->工 业应用->社会应用->集团应用->家庭的扩散道路，产量不断增加，应用越来越广泛。
计算机就非常典型。先是发明出来为了计算大炮的弹道（军事应用），然后是用来辅助设计各种工业产品（工业应用），再然后是设立计算中心承揽社会上的各 种计算服务（社会应用）。80年代初中期我读中学时，学校就购买了APPLE II和中国自己仿制的中华学习机，这是集团运用。现在计算机已经到家庭应用了。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会扩展到家庭，大多数在集团运用时就截止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的收入倍增相比，一个大失误是解散了农民组织，集团用户被消灭了，农民的工业化进程中断了，中国的基干产业丧失了依托。如果说基 干产业是一个国家的骨骼，那么为集团用户服务的中小企业就是国家的肌肉。
集团用户与家庭及个人用户的消费倾向不同。家庭及个人用户是市场上有什么，则买什么消费什么。集团用户则是自己需要什么，直接提要求，要厂家针对性解 决。同样是汽车，集团用户则有自己很多特殊要求，大批量生产的汽车不能满足要求，农机具更是如此。
多品种小批量是集团用户的特点，与之对应，投资大周期长的适用于大批量规格生产的专业流水线不适合这些用户。效率高的是这样的企业，装备几台车磨铣刨 通用机床进行机械零件加工，万用表、示波器、电烙铁进行电器安装调试。投资很小，通用性很高，剩下的就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专用商品生产。这部分占日本经济的70%，出口的70%。
80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走向末落。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组织解体缺乏投资，虽然中小企业投资少，但也不是农民个人能承受。更重要的是农民组织解体后，中小企业的集团用户消失了，市场没有了！剩下的乡镇企业，比如南街村，却是大规模规格生产，生产方便面了。大规模生产线不是一般农村能承受，批量规格生产的市场容量小竞争激烈，后来者很难插足。
中小企业对设备的性能要求不高，中国的基干产业还不能提供很高性能的设备，它们正好提供了市场，推动和完善基干产业。60年代的日本，中小企业装备的车床70%是战前的产品，它们的更新换代，推动日本的基干产业急速前进。但中国的中小企业却垮了，不再需要中国基干产业提供的装备，中国的基干产业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集团用户对最终能普及到家庭的产品也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始这些产品 价格还很高，产能不足，集团用户先购买，大家一起使用。比如大家一起看彩电，学校买计算机给学生使用。这种集团消费能很早很快传播新产品新知识，使潜在的用户接触使用新产品，培养和唤起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缓冲，新产品的大批量规格生产，产能准备需要时间。
中国的组织过早传播了新产品新知识，唤起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唤起需求之后，中国的组织却又被解散了，少了一个缓冲。中国工业要短时间里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供给赶不上需求的原因，埋下了整体崩溃的种子。
日本也有与中国相似的经历。驻日美军传播了美国的消费文化，美军基地淘汽车、电视、洗衣机都让日本人羡慕不已，幻想日本人什么时候能像美国人一样用上各种家用电器。60年代的日本非常幸运，一无所有，别说成品没有外汇进口 ，就是整条生产线也没有外汇进口，只有靠自己。彩电的普及到了70年代中期。
中国就非常不幸，80年代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花不完的外汇导致中国雄鹰折翼。
丰田自立研制了“皇冠”。日产与英国奥斯汀合资后学到了技术，一脚踢开奥斯汀，把从奥斯汀学到的技术移植到自己原来的DATSUN汽车上，成为“蓝鸟”。日本的这些车厂成功后，通产省彻底关闭了国内市场，原来还对出租车行业还网开一面。通产省被称为日本汽车的“爸爸”。
坚决限制合资和进口，在“爸爸”的悉心照料下，“儿子”们却并不太争气。警察厅说国产警车的性能太差，遇到开进口轿车逃跑的犯人根本追赶不上，所谓的进口轿车不过是美军基地淘汰的二手车。因此警察厅要求进口一些高性能的外国轿车作为警车，但通产省仍然不批准警察厅进口外国轿车。通产省的官员解释说：“现在是国产轿车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了保护本国的汽车工业，不得不这么作。大家再忍一忍，过5、6年后国产轿车的质量就会好起来。”现实的困难是：进口的外汇呢？
最初的国产汽车使用美国的冷轧薄钢板。但外汇紧张，不久开始使用国产冷轧薄钢板，但国产的冷轧薄钢板质量不过关。钢铁企业外引内联，倾力解决这些技术问题。没有外汇引进全套生产线，只是在一些关键点上购买关键的技术装备，这台是德国的，那台是美国的，再一台是苏联的，万国牌，然后组织力量仿制，最终形成日本独自的钢铁生产技术。
钢铁与汽车产业密切配合，合力攻关，使日本的汽车产业迅速成长。
与收入倍增时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幸运，也可以说非常不幸，手里有花不完的外汇。中国已经有了红旗和上海小汽车，却大量进口小汽车。80年代初，我所在的学校买了一批日本的皇冠汽车。当时叹服不已，这么好的车，跑起来声音都没有，比上海强多了。
中国的汽车产业想与日本合资，日本裹足不前，日本汽车的成长历程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如果中国来个依样画葫芦，然后把日本一脚踢开？！后来证明担心是不必要的，使日本丧失了宝贵时间，现在亡羊补牢迅速向中国市场推进。中国与德国大众合资，合资的结果与日本完全不同，一脚把自己的上海踢开！红旗也名存实亡。
宝钢花费巨额外汇从新日铁全套设备引进，完全不知道这些设备是如何相互配合的。以至于现在仍然不知道如何生产汽车钢板。宝钢又向新日铁提出要求，能不能传授汽车钢板的制造技术。新日铁的回答是，传授当然可以，但新日铁要占50%的股份。于是，2003年宝钢和新日铁设立了各占50%的合资汽车钢板厂。就在同时，新日铁的社长在NHK的专题栏目上说，新日铁不会泄露日本的技术！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飞机、半导体等行业，中国自己用巨额的外汇把自己的生产力打倒了。如果说这些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还很遥远。那么看看彩电：
长虹由盛转衰是中国彩电业的缩影，实际也是当前中国彩电处于困境的写照。长虹原来是一家军工企业，研制生产飞机雷达。能造天上飞的雷达的技术能力，地面的彩电不过小事一桩。中国的PAL彩电标准1969年制定，长虹1970年代初自立研制了彩电，当然这种纯粹国产的彩电存在一系列的质量和性能问题，造军用雷达和造民用彩电还是有很大区别。1978年，长虹从日本松下引进彩电技术和生产线。长虹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自己彩电技术的研发；二是追随松下的彩电技术；三是自我技术与松下技术相结合。长虹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几年后，松下再派人到长虹考察，着实让松下人吓了一跳：长虹复制改进了十三条生产线！生产效率，质量都比原来松下生产线有很大提高。这不奇怪，长虹是军工企业，有雄厚的技术班底和技术储备，天上飞的雷达毕竟比地面彩电高几个技术层次，把雷达技术转移到民用彩电中。
随后的发展非常有戏剧性。转折点在1986年，松下使出了杀手锏，按照日本的谚语就是“没有比免费更贵的东西”。这是一句在日本妇孺皆知的谚语。意思是，物美价廉的东西会损害自我技能成长，自我技能是最宝贵的东西。有些类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既然长虹有自己的技术实力，能够复制改进彩电生产线，那么松下就低价抛售更高性能的生产线给中国。同时彩电的各种关键部件和生产线也大量进军中国，如松下彩管。我们可以看到85年前，中国彩电供应异常紧张，要凭票还要彻夜排队。86年后，中国彩电生产线遍地开花，产能急增，彩电迅速普及，人民得到了实惠，皆大欢喜。但另一面，长虹及中国彩电业实际上在86年就已经死亡！松下用“鱼”把中国的“渔”打垮了。
既然进口生产线和关键部件这么便宜这么好，还需要自己去搞吃力不讨好的研发吗？长虹丧失了自己的技术能力，其后的辉煌不过是惯性前行，想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的“熊猫”死得更快。现在中国的彩电是半条腿彩电，芯片全部进口。CRT仅有少数几家民族系企业，但生产CRT所用的玻璃则完全垄断在日本三菱集团的旭硝子等外企手中。
如果说在模拟CRT彩电时代，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些自己的技术根底，还到达过辉煌的顶峰。在模拟CRT彩电向数字化平板彩电转折的时代，中国彩电业没有春天就直接进入萧瑟悲冷的冬天，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了。数字化平板彩电的显示面板和机芯等核心部件占总成本的80%，它们完全垄断在日本韩国企业的手中！中国连跟踪消化仿制的能力都没有，这与模拟CRT彩电时代大不相同。CCTV已经决定采用日本的数字电视标准。按照日本人的话说，世界不怕中国有原子弹，世界不怕中国模仿，世界不怕中国人多，世界不怕中国市场大，世界只怕中国自己制定标准，中国的标准就是事实上的世界的标准。但中国放弃了自我标准制定，可能有心无力，更大的可能是心也没有，一心想接轨，秦桧经济学早以深入人心。
收入倍增期的日本就非常不幸，没有外汇。既没有外汇进口彩电，也没有外汇进口全套生产线。局部引进，其它靠自己解决，引进的部分组织力量国产化。彩电国产化和产能增长如同蜗牛爬行。日本的彩电普及已经到了70年代中期。比中国早不了几年！
日本的工业化比中国早近百年，80年代的中国完全以美国日本的生活水准为参照，说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认为赶上美国日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此时的中国人可曾想到除发达国家以外的地方，人民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的想法是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就应该有与美国日本一样的生活水平。从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的一穷二白的国家，仅30年时间，就追赶到离发达国家这么近，这个效率是空前绝后的,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日本完成这段路程则花费了近百年。
但不幸的是，由于巨额的外汇使中国雄鹰折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从哪来的外汇，无从知晓。有一说是因为两伊战争，中国大量出口武器，每年有80亿美元的收入。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就比较好解释中国的经济周期。当两伊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经济也陷入困境。
包产到户确实调动了家庭的生产积极性，男女老少齐上阵投入到生产，同时几乎可以用到的边角料地方都被种植上。这种热火朝天的干劲，很容易被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支持农业持续增长的化肥、农药、灌溉、加工、保鲜、运输等工业支持，却很少有人接触知道。
原来是调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当时的共识。但当时的中国人却忘记了，就在20年前，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却遭遇失败，连续3年饥荒。再看更长的历史，个人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十分有限，也不可能因此而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这早就在中国的漫长农耕历史中被反复证明过了。
不管怎么说，这次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却获得了极大成功。这种成功被实实在在看在眼里，体会到肚皮里，饭桌和菜篮子丰盛了，即便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农村改革的成功，证明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1984年农村改革结束后，同样的改革思路被移植到城市。减政放权，自负盈亏，厂长负责制，承包……到现在的MBO，都是一个思路：充分调动积极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农业实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有其道理，种白菜的与种萝卜的没有关系，白菜绝收了，可能是重大利好，萝卜可以多卖点。提高积极性，早出晚归，辛勤劳动，虽然不会使一亩三分地的产量持续增长，但毕竟可以多收获一点。
工业生产讲究的是产业间的协调配合，不是靠个人和单个企业的积极性能提高效率。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里面一个情节是如何提高效率和产量。其中一个说加班，增产多少就加多少班；另一个说是如何想办法提高机器的转速。以前的人已经意识到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人的积极性无论如何是不能和钢铁的机器对抗。但是，中国却成功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引入现代工业生产。农业改革虽然有缺陷，但还不致命，城市改革则非常致命，成功瓦解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中国工业生产内部是：企业的唯一正义就是利润。面向家庭和最终用户的家电生产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多的利润，纷纷使用国外的生产线和关键零部件。不这么做的企业就得死亡。作为基干产业内部也是如此，为了自己眼前的利润和市场占有率，设备生产企业要使用外国的关键零部件才能保证质量和工作效率，部件企业则要使用外国的设备生产才能保证质量。中国的整个工业形成了闭锁“lock in”结构。
闭锁“lock in”结构使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停滞了倒退了，积极性高涨的游兵散勇被外资企业各个击破。中国工业的根干跨了，空芯化了。一盘散沙的中国工业没有力量与国外资本对抗，但对付农民还是绰绰有余。1984至1989年间，化肥的官方价格上涨了46%，而杀虫剂的价格上涨了80%还多。那时，农民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土壤中有机物减少，他们被迫向地里投放更多的化学制品以保持产量。农村的破产和工业化道路的断绝，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为实际已经瓦解的工业提供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工业的发展不是靠机器，而是靠勤劳的双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摧毁了中国经济的根干，却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君不见“Made in China”充斥全球，同时中国还有巨大的产能过剩。表面的成功也是成功，于是成功的法宝又被引入教育科研领域。
科研经费提成，成果与收入挂钩，多劳多得，住上了二房，包上了二奶，极大调动了专家教授的积极性。但这一次却连表面的辉煌都没有见到。“汉芯”被揭造假，虽然没有确实，但新浪网的民意调查却显示60%多的人认为是造假，30%多的人不置可否，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认为“汉芯”是真的。看看自己周边的所谓科研都是造假，凭什么相信“汉芯”是真的呢？！
日本的大学教授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即没有奖金也没有提成，就只有一个比平均水平稍高一些的铁饭碗。初到日本的人，往往大惑不解“积极性从哪来？”我在与一位清华大学的研究科研体制的博士生交流时，也是一样的疑惑“积极性从哪来？”
做到教授这个位置，驱动力是事业人不是理性人，否则不要做教授。国家的铁饭碗虽然不能发财，但中等偏上还是可以的，想发财可以下海。教授不拿钱，就可以立“信”，才能独立思考张扬科学精神，能够相互监督及相互监督。中国教授是拿钱的，于是相互间不要断了财路，科研项目的评审鉴定实际是分赃哄骗政府和大众。中国的科研体制改革，虽然调动了理性人的积极性，但出的成果远不能与日本同行相提并论，也远不能与自己的前辈相比，虽然他们是吃大锅饭，甚至还有很大的政治压力。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引入教育科研领域，使一个民族最不应该腐败的领域腐败了。整个社会再也找不到一块净土，可以信用的地方，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被完全破坏殆尽。经济的根干被摧毁，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的事。原子弹摧毁了日本经济的根干，它还能再飞起来。但我们的民族精神却被精神原子弹摧毁了，这却不是短时间所能恢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