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除非移动运营商不再与信息提供商串通一起骗人短信资费了，我才会发短信捐款。但目前我还是隔三差五收到垃圾短信、陷阱短信，因此采用发短信捐款这个方式我实在不能接受。
二、去年单位内有人得癌症，我捐的数额比别的员工多很多只比老板少。当然最后人死了，但大家知道捐款用到位了。
三、捐款是好事，但慢慢的味道变了，以下引用一篇文章，有关募捐的：
教育募捐宜让民间进行
来源:南方都市报
XX市欲创建省级教育强市，但资金不够，于是向社会各界、全体市民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发出募捐倡议，并将于12月底举行一次百万人行募捐活动。按说，政府要发展教育，当然是好事，但政府出面为教育事业募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件奇怪的事情。
人民已授予了政府征收税款的权力，当然，得严格按法律规定的规模、种类、对象征收。除此之外，政府不得再以任何其他形式获取收入，其中包括不得因提供了一般性公共服务而收费。募捐也在排除之列，原因有两个。
第一，通常情况下，政府对公民的活动，或是行使权力，从而带有强制性质，或者是提供服务，带有福利性质。政府搞募捐，显然不是为民众提供服务，相反，它让募捐带上或强或弱的强制性质。珠海就有市民担心，所谓募捐到时又成了任务，单位员工工资直接扣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以前并不是没有。80年代以来曾经出现过某些政府募捐活动，其中都带有强行募捐的性质，从而损害了募捐的一条根本原则－－自愿性，进而损害了募捐的名声。
第二，政府出面募捐，也会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坏处。如果是民间组织进行募捐，捐款人在捐出钱物之外，只能得到道德上的赞扬。捐款人通常完全是出于良心和公益精神而捐款的。但政府进行募捐，捐款人则可能另有所图。在现有的政府体制下，政府在公共工程发包、土地批租甚至信贷的配置等方面，拥有较大且不受有效限制的权力。有些人士捐款包括香港人士－－响应政府号召捐款，很可能是为了进行交易：通过捐款，接近政府，得到官员的关照。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商业上的好处。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地方，已是公开的秘密。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政府不应当进行募捐活动。募捐是社会的专利。政府进入募捐，不管是为了多么好听的理由，似乎都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的嫌疑。
其实，政府已经从纳税人那里获得了比较充裕的财政收入。假如政府认为，教育对于本市的发展非常重要，那完全可以通过调整财政资金的配置格局，让财政向教育倾斜。政府财政收入随便增加上一两个百分比点，也就抵得上民众的捐款了。
发展教育，本来就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尤其是义务教育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至于民众，恐怕也绝对不会反对政府为了增加教育投入，而压缩其它方面－－比如政府办公经费甚至道路建设经费。事实上，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可以预料，会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政府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假如政府觉得财政确实较困难，其他方面的钱一分也挤不出来，那当然也可以通过募捐的方式发展本地教育事业——或任何其他带有公共品性质的事业。但政府自己绝不能成为募捐的主体。相反，政府应当通过创造制度条件，方便民间设立教育公益基金会，再由这些基金会出面进行募捐活动。
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本就应当有大量这类组织。他们通过向企业和个人募捐筹集资金，创办非赢利性学校，或者向贫穷学生提供补助，向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他们也可以创办非赢利性医疗机构或者济贫机构。
用募捐款－－即使是政府募捐来的款项——兴建的学校自然是公共的，但不能被变成公立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学校的创办资金不是出自财政，将其定为公立，于理不合。当然，它们也不是商业性的，不是私立学校。相反，这类学校是社会性的，它本身是一个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人。为了体现这种社会性，它的管理权应当属于由公众组成的独立的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可以包括不再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家、退休官员、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具有公益精神的市民。他们都应当有时间进行校务管理，也具有这方面的能力。由这个理事会聘请学校校长，由校长提名、理事会同意聘任或解雇教师，政府则只有监管之责。
政府能否为民间自我募捐和兴建非赢利性学校创造条件？不过，不管是否放行这方面的民间募捐，政府自己搞募捐总是不合适的。 □秋风
(作者为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