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起突然袭击,首先出动飞机轰炸阿拉伯国家的机场和雷达站,使阿拉伯国家的大部分飞机在机场被炸毁,防空能力遭严重破坏。然后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在短短六天中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阿拉伯三国由于没有战争准备,在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下溃不成军,无力进行有效反击,不得不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倡议。1967年6月11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安排下停火,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还把占领土地扩大了三倍。但以色列的这些新占领领土,也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领土冲突,发展成为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冲突,阿以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色列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从整个大战略来看,以色列的胜利加深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使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1967年9月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各国一致通过了对以色列的“三不决议”,即“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交涉、不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

为了解决阿以冲突,联合国于1967年11月通过242号决议。242号决议主要有两点：一、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军；二、结束一切交战状态,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阿以双方都接受了242号决议,但却对决议有不同的解释。主要问题在于对“占领地区”的定义,242号决议中把“占领地区”写为“OccupiedTerritories”,没有定冠词“The”,所以以色列解释为从一部分占领地区撤军,而阿拉伯方面则解释为从所有占领地区撤军,在后来的阿以和平会谈中,双方也一直为“OccupiedTerritories”的定义争执不休。

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损失是巨大的,军队的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还有40多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成为新难民。不仅如此,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还大大影响了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威信,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尊心,泛阿拉伯主义思潮急速后退。第三次中东战争停战后,纳赛尔总统宣布他对战败负有责任,提出辞职,但在埃及国民的强烈要求下留任。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阿拉伯世界的盟主殒落。此后阿拉伯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纳赛尔时代团结一致的局面。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各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援助也明显减弱。1969年,阿拉法特出任巴解主席,此后巴解组织开始进行自己的独立活动。阿拉法特任主席后,为了引起世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把巴解的作战目标从单纯对以色列作战,转向在国际社会制造恐怖主义活动。此后巴解组织制造的劫机、爆炸、无差别杀人等事件频频发生,巴解组织开始成为国际上引人注目的焦点话题。

　　纳赛尔死后,副总统萨达特当选总统。与理想主义的纳赛尔相比,萨达特则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在纳赛尔时期,因偏重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之国有制企业中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经济日益困难。萨达特上台后,对纳赛尔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政治上放开一党独裁,由一党制改为多党制；经济上由国有化转向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对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理想主义的英雄过后,总要有务实的人为他收拾摊子,萨达特收拾纳赛尔的摊子,类似于邓－小－平收拾毛－泽－东的摊子。

萨达特的最大任务还是打败以色列,恢复阿拉伯国家的自信。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纳赛尔深感不结盟政策的缺陷,开始倾向苏联,接受苏联的援助,大量引进苏联的米格21战斗机,T55坦克,萨姆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还在军队中大量招请苏联顾问,苏联对埃及的影响力大大加强。纳赛尔死后,萨达特对苏联顾问的傲慢态度有所不满,一度于1972年7月把在埃及的15000名苏联顾问驱逐回国。

但萨达特的驱逐苏联顾问,也起到了迷惑以色列的效果。以色列看来,没有苏联的帮助,埃及无法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攻击,而萨达特驱逐苏联顾问,意味着埃及放弃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意图,所以此后以色列有了安心感,放松了对埃及的警惕。虽然萨达特表面上驱逐了苏联顾问,但暗地里却仍然接近苏联,接受更多的军事援助,准备发起一场对以色列的军事袭击,夺回被占领的领土。

　　萨达特深感上次以色列突然袭击的威力,也决定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付以色列。为了迷惑以色列,阿拉伯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欺骗战术。1973年9月,叙利亚战斗机与以色列战斗机在公海相遇,叙利亚战机向以色列开火,结果叙利亚战机被击落13架。以此为契机,叙利亚和埃及在停战线附近结集部队,以色列以为阿方结集部队只是对击落战机的反应,没有想到阿方会乘机发起突然袭击。另外针对以色列情报机关喜欢分析阿拉伯报纸小字新闻的特点,埃及在开战前几天,专门在报纸不起眼的地方用小字登出“军官放假”的小新闻,迷惑以色列。为了保密,埃及和叙利亚部队在开战前几个小时,才接到战斗的命令。

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人进行赎罪忏悔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向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以色列一时曾被打得措手不及,阿方攻破了以色列的防线,夺回了一部分被占领土。但以色列军队毕竟训练有素,以色列国民的国防意识相当高,虽然一时陷于被动,但以方逐步挽回了劣势,重新取得了战争主动权。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战争双方停火,1974年1月8日,埃及和以色列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苏伊士运河以西,埃及控制了运河以东的地带,联合国派维持和平部队驻扎在埃、以控制线之间的缓冲地带。1974年5月29日,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部分地区,在戈兰高地叙、以双方的军事控制线之间设置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扎的缓冲区。第四次中东战争到此结束。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阿以双方的一个转折点。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仍未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此后阿拉伯人感到用武力抹煞以色列已几乎不太可能,阿方领导人转向现实主义的想法,开始谋求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道路。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也受到相当的损失,感到以往单纯用军事手段消除阿拉伯威胁的做法,不会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和平。以方领导人也产生了用放弃一部分占领土地的妥协,来换取与阿拉伯和平的想法。

　　此后阿以之间开始走向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道路,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由于双方的立场悬殊太大,和平谈判的道路仍是困难重重。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除了在军事上进攻以色列外,又试图用石油作武器,发起了石油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两周,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10国召开会议,决定对军事经济援助以色列的国家以及同情以色列的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日本等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特别是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高达100%,所以日本赶紧撤回以往暧昧不清的中东立场,表明支持阿拉伯国家。日本政府宣布关于中东问题的三点原则：“一、以色列应该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全面撤军；二、国际社会要本着公正的原则解决中东问题；三、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

1973年12月,阿拉伯产油国正式承认日本为友好国家,解除对日本的石油禁运。

　　石油战争虽然收到一些效果,但由于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产业单一,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石油工业,所以石油禁运对阿拉伯各国自己的经济打击也很大,难以长久维持。石油战争只持续了几个月,阿拉伯国家就不得不重新开始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石油。但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价格暴涨,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打击,远远大于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击,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借债购买昂贵的石油,这后来发展成为一些贫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债务问题。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付出了最大努力,但仍未能实现收回被占领土的战略目标,甚至没有得到战争的主动权,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争也没有收到预期结果。此后,埃及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打败以色列开始产生怀疑,埃及人也重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埃及之所以要与以色列打仗,完全是为了解放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目标是巴勒斯坦,本来并不想与埃及作战。如果埃及不是基于阿拉伯大义主动向以色列挑战的话,埃、以双方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从埃及本国的利益出发,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是有益无害的,埃及人何必为了巴勒斯坦人去流血？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世界处于国际主义的高潮阶段。那时不仅苏联到处对外援助、输出革命,中国也勒紧腰带无偿援助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中国为朝鲜、越南等其他国家而付出过很大代价。1970年代后期,苏联、中国等对无底洞似的外援感到疲倦,开始从国际主义路线上后撤,转向利益优先的爱国主义。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潮也大大后退,本国利益第一的爱国主义思潮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始考虑与以色列的和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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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美国新总统卡特上台,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此以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是前国务卿基辛格制定的扼制苏联战略,即把以色列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扩展的马前卒。卡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对苏缓和”与“人权外交”新政策。卡特批评基辛格的中东政策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没有从人权观点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问题。卡特大幅度修改了基辛格的以色列一边倒中东政策,考虑建立平衡阿以双方利益的新中东政策。1977年3月,卡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以色列应该撤回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的停战线,巴勒斯坦人应该返回自己的故乡。”

　　面对美国的新中东政策,以色列方面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在和平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色列开始通过罗马尼亚的外交渠道,秘密与埃及接触,试探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埃及也面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想谋求和平环境,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建设。所以埃以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和平谈判的意向。以色列同意在领土方面作出让步,归还所有占领埃及的领土,而埃及的回报则是放弃消灭以色列的阿拉伯大义,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共处的共存关系。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宣布访问以色列,这在阿拉伯世界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阿拉伯联盟的盟主埃及,居然背叛他们共同立下的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誓言,单独与以色列讲和。”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愤怒了,萨达特在访问以色列前曾到叙利亚访问,试图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解释埃及的立场,萨达特和阿萨德的会谈最后变成激烈的争吵,两国长期亲密的友好关系绝裂。1978年12月在叙利亚召开的第九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到会的诸国强烈谴责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诸阿拉伯国家纷纷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阿拉伯联盟也开除了埃及的会员国资格。此后叙利亚和伊拉克暗中较劲,争当阿拉伯联盟的新盟主。

1978年9月6日,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举行最高首脑会议,埃以双方签署了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将埃及的西奈半岛返还,埃及则允许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1979年3月埃以双方正式签署和平协议,1980年1月,埃以双方互派大使,建立外交关系。萨达特本来还想在“戴维营协议”中加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内容,以表示他没有忘记阿拉伯的大义,但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对,最后只是在形式上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1978年12月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戴维营协议”的决议,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签署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并没有被其他阿拉伯国家承认。

对于“戴维营协议”,以色列无疑是欢迎的。因为以色列从在巴勒斯坦建国开始,就面对被周边阿拉伯邻国武力消灭的巨大压力。阿拉伯世界中最有影响的大国埃及承认以色列存在,阿拉伯对以色列的包围圈就此分裂瓦解,以色列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而且没有埃及参加,阿拉伯国家再次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以色列的安全感大为增加。

对于其他阿拉伯诸国来说,埃及背叛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埃及脱离反以色列阵营不仅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且以色列与埃及讲和后,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返还问题（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的关心大为减弱,实际上在埃以和谈后,以色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谈判就处于停滞状态。埃及本国的激进泛阿拉伯主义者,也对萨达特总统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举行的阅兵式上,一群士兵突然向主席台上的萨达特开枪,萨达特当场死亡。萨达特总统遇刺后,副总统穆巴拉克当选总统。穆巴拉克上台后,基本保持了萨达特的对以和平、对美加强关系的外交政策,但也注意改善与阿拉伯诸国的紧张关系,埃及与阿拉伯诸国的关系有所缓和。

1979年,不安定的中东地区又发生了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伊朗革命。巴列维王朝执政的伊朗,与美国的关系非常亲密,是美国在中东的桥头堡。伊朗本是一个拥有众多虔诚信徒的伊斯兰国家,可是1960年代以后,巴列维国王在伊朗进行大胆激进的西方式社会改革,引起了伊斯兰势力的强烈不满。1977年开始,伊朗各地开始出现反政府运动,1978年下半年反政府运动达到高潮。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因反对国王而流亡国外的伊斯兰精神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1979年4月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义为立国准则,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伊朗革命大大改变了中东的势力格局。在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最可靠盟国之一,伊朗也是以色列的友好国家,在阿以战争中站在以色列一方。而伊朗革命后,伊朗成为最强硬的反美国家之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实力受到相当影响。同时伊朗也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成为以色列的敌对国家。伊朗新政权使美、以感到不安,但也使不少阿拉伯国家感到不安,因为伊朗要输出革命,这使中东许多王制国家不免产生危机感。1981年5月中东六国成立“阿拉伯湾互助会”,共同防卫伊朗的威胁。

　　伊朗新政权要求美国引渡逃到美国的前国王,但被美国拒绝,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了德黑兰的美国使馆,扣留了52名美国人质,霍梅尼宣布支持学生们的行动,此后美伊两国关系陷入危机。卡特总统试图派特种部队潜入德黑兰强行救出人质,但营救人质作战失败。美国人质一直到1981年1月才被释放,但人质获救靠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伊拉克总统侯赛因。1980年9月下旬,伊拉克出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伊朗迫于战争压力,避免四面树敌,释放了美国人质。两伊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领土问题。伊朗和伊拉克是邻国,边境争端自古就有。伊朗在巴列维国王时代,拥有中东最强的军队,号称“中东警察”。1975年,伊拉克在伊朗和美国的压力下,被迫签署了有利于伊朗的边境条约。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朗与美国恶交。伊朗失去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军事力量大为下降。于是侯赛因宣布1975年的边境条约无效,出兵试图收回划给伊朗的领土,引发了两伊战争。

除了表面的领土问题外,两伊战争的爆发还有内部的深沉原因。伊朗与伊拉克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两国的民族不同,伊朗属波斯民族,讲波斯语；而伊拉克属阿拉伯民族,讲阿拉伯语。另外两国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不同：伊朗领袖霍梅尼持复古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拉克总统侯赛因是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人,持近代的泛阿拉伯主义。霍梅尼上台后,公开扬言要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侯赛因的伊拉克政府则是远离宗教的政教分离国家,不能容忍在伊拉克建立政教合一宗教政府的企图。

由于伊拉克是伊朗的紧邻,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首当其冲就是伊拉克。因此侯赛因想趁火打劫,趁伊朗新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出兵推翻霍梅尼政权。同时侯赛因也想通过打败伊朗来树立他在阿拉伯国家的威信,接替埃及作阿拉伯联盟的盟主。但侯赛因的计算失误,伊朗虽然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伊朗军队仍有强大的战斗力,伊拉克的进攻受到顽强抵抗,两伊战争进入相持局面。以色列也利用伊拉克忙于两伊战争之际趁火打劫,1981年6月,以色列突然出动飞机炸毁了法国援助伊拉克建造的核电站,以色列认为该核电站有可能被伊拉克用来制造核武器。

　　两伊战争中,除了叙利亚和利比亚这样的革命国家支持伊朗外,多数阿拉伯王制国家害怕伊朗的革命输出,希望伊拉克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防波堤,所以支持侯赛因,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美国因为与伊朗恶交,也支持侯赛因,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有较多的国际支持。

　　1987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598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无条件停战。伊拉克当即宣布接受这项决议,但伊朗拒绝接受,两伊战争继续进行。此后,两伊战争的战场从两国边境地区的阵地战转变为“袭城战”,双方使用大量导弹袭击对方的城镇、石油设施和港湾设备。“袭城战”搞得双方损失惨重,不得不坐下来停火谈判。1988年8月,两伊战争在稍利于伊拉克的情况下停战。此后伊拉克以“伊斯兰革命的防波堤”的名义,接受欧美国家的援助,逐渐成为中东新兴的军事大国,这是后来海湾战争的远因。

　　两伊战争虽然减缓了伊斯兰革命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但也造成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叙利亚和利比亚支持伊朗,不仅伊拉克与他们断交,其它中东国家也与他们的关系急速冷却。两伊战争后,中东的几个阿拉伯大国：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利比亚等国之间,已是各念一本经,失去了互助协力的关系,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形势一去不复返。此后,约旦、叙利亚等国也出于本国利益,纷纷单独与以色列交涉谈判,情况对以色列越来越有利。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美国把注意力转向抗衡苏联的扩张威胁上,新上台的里根总统一改卡特前总统的对苏缓和政策,采取对苏强硬立场,提出“星球大战”等对抗苏联的战略计划。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中东问题的关心程度大为降低,形势对阿拉伯国家更为不利。另外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与苏联近邻的阿拉伯国家也感到苏联的威胁,联美抗苏的思想抬头,阿拉伯人的反美思潮有所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