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文摘》记者 章剑锋
“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高耀洁
79岁的高耀洁医生下榻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简陋的小型宾馆里，带着一位艾滋病人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和《财经文摘》见面。此前的十年间，高耀洁医生在中国基层与艾滋病患者进行了全面接触，和他们吃在一起过，住在一起过，生活在一起过，向他们提供着物质与道义方面的援助，并不断地无偿接收一些无家可归的艾滋孤儿，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阴影。
80年代末期，血浆经济在中国一些城镇和农村兴起，导致农民卖血狂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1996年，妇产科大夫高耀洁在河南接诊了第一例艾滋病人，发现了血液问题。此后，她独自一人着手对艾滋病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断揭示存在于中国底层的艾滋病灾难的真实情况。
因为揭示这些问题，高耀洁医生的小女儿不得不流落加拿大。“她非常恨我”，高医生说，“她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高医生的女儿在她揭示艾滋病和公立医院接纳非法行医后，失去了在卫生系统的工作。
过去10年，高耀洁医生见到了1000多位病人，有时候一天走7个村庄，见100多位病人。1999年，高耀洁医生联系到12名艾滋病患者，春节时给其中8人分别汇去100元，半个月后，有400元被退回，退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2000年春天，在河南文楼，艾滋病人排着100多人的队伍从高医生手上免费领药，一位病人获得了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并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
在中国，有一些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愿望，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妇科大夫高耀洁将逾80岁，不间断地投身于艾滋病拯救工作对她的健康构成了一些威胁。今年春天，一度支持她的丈夫已经因为癌症在河南逝世，这令她感到悲痛。
8月23日，她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社会问题会议，显然，艾滋病问题无可避免会被进行讨论。高医生带着一位她认为随时可能死去但又不似那种传统的不善讲述只知哭泣的病人来到北京，试图让病人临场带给人们一些实际影响。那一天，高耀洁医生还随身携带着一些药物胶囊，以此对付可能随时出现的血压升高。
在交谈中，这位医生掉了三次眼泪，她那干涩的眼眶里泛出一些湿润，眼睛红红的，话音凄凉。高医生说，她正在为自己料理后事，从去年开始，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已经写好了遗书。这是一位天伦之年的老人的忧伤和哭泣，迷茫和怀疑使她落泪。十多年以来，她恐怕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条顺畅的路。
以下是高耀洁医生与《财经文摘》的交谈：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会关注并参与艾滋病救助工作？
高耀洁医生：我是不小心陷进去的，看见死的人太多，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财经文摘》：您认为您与艾滋病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耀洁医生：一个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财经文摘》：您能给他们什么？
高耀洁医生：我在尽一个人的责任，虽然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我个人的力量而言，也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中国很大，艾滋病是全局性的问题，我做的工作是寥寥的。可是我来到这个人世，作为一个人，我就要做一些有利于人的事情。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
《财经文摘》：有利于人，利在哪里？
高耀洁医生：那些没爹没妈的艾滋孤儿，我把他们弄出来，让他们接受教育，有一个归宿，会慢慢好起来的。可是，我也没法保证他们不受大环境的影响。
《财经文摘》：什么影响？
高耀洁医生：缺德！
《财经文摘》：缺德？
高耀洁医生：因为有好处，可以名利双收。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贪污问题是普遍的，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有时候，国外来的钱，用在病人身上的连一半都不到，现在都在缺德。
这不光是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我退休后没回医院坐诊，就是不忍心欺骗病人。看着他们骗病人，我难过。现在的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是个名利组织。如果不同流合污，那是站不住脚的。
《财经文摘》：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很严峻吗？
高耀洁医生：很简单，一是道德沦丧，现在的血液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第二就是一切向钱看，不管病人死活，只要钱。现在如果不用狠手段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将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不敢设想。
《财经文摘》：记得您对我说过，这是一场国难？
高耀洁医生：在1996年以前，我是相信外界传说的艾滋病只是行为不端、吸毒造成的。1996年以后我第一次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抱着这个态度，我进一步接触了许多病人。
穷卖血、病输血。如果当初制止血传播，现在不会这样的，这都十几年了。我承认，性行为或吸毒都能导致艾滋病感染，但我同时也认为，血液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概率非常大。现在卖血现象还是不能制止，死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下去，国将无可征之税，亦且无可用之青年。
《财经文摘》：您在最底层都看到了什么？
高耀洁医生：现在主要是信息不透明，宣传不到位，妨碍了知情权，有些人连艾滋病都不知道，怎么防治？还有就是官员说瞎话，现在地方上一直在捂，捂得太严了，从前是公开的，现在则是变相的捂，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要想做好，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掩耳盗铃。
《财经文摘》：当您不断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公众时，有没有压力和阻力？
高耀洁医生：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这样痛苦？
高耀洁医生：现在我是欲罢不能，病人为什么都来找我不去找政府？因为你没有为他们办好事。做工作是要看成绩的，要是不断有人死去，要我们医生干什么？我对不起那些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