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上海出差，随身带了一本《达芬奇密码》。看得挺来劲的。
原本想带一本王安忆小说，后来想想，按照老习惯，带出来的书，如果路上看完了，就随手扔掉。那么，扔掉一本王安忆，未免有点儿可惜。所以就带《达芬奇密码》罢。这种书，看完就完了，没什么收藏的必要。
若干年前，王安忆还不像今天这么见报率高，尽管那时候她的《长恨歌》已经得了茅盾大奖。当时我买了一本《长恨歌》回来，结果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
然后就扔掉了。我不喜欢收藏小说。如今《长恨歌》已经拍成了电影，眼看着就要登堂入室，成为当代文学经典。于是有点儿后悔扔掉它。毕竟来深圳十年间，读过的小说大概不到二十本，其中好小说大概不到五本。
不过王安忆是个多产作家，还有好多中短篇我没读过。有些年轻时读过的，体会不深，比如《逐鹿中街》，讲八十年代上海一对中年夫妻貌合神离，在庸常的市民生活中暗暗较劲儿，互相斗智斗勇的故事。如今我也到中年，不妨再来读一遍。咀嚼别人的痛苦，可以获得快乐。这就是小说的麻醉效果。
还有《小鲍庄》，讲文革时插队知青的故事。当年我一个学文科的哥们儿，感叹说，王安忆不得了，《小鲍庄》简直不像女人写出来的文章。刀刀见血的深刻。然而我不是学文科的，所以一直懒得找来读。后来读了《长恨歌》，后来自己也到了“有点儿深刻”的“中老年”，所以觉得有必要读一次《小鲍庄》。
来上海之前的一个周末，我去书城买photoshop 攻略，顺便买了一堆王安忆小说回来。其中有《小鲍庄》，还有她近年的力作，《遍地枭雄》——讲一个劫匪与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王安忆是讲故事的高手，这方面继承了另一位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的衣钵。但是与张爱玲不同的是，王安忆的小说并不容易拍成电影。因为她的文章中夹杂了大量的情境描写。比如《长恨歌》开篇，上海的鸽子们在灰蒙蒙的天空中飞翔，俯瞰底下的弄堂中天天发生的人间悲喜。
这种小说，大陆电影人没有魄力把它拍成电影。香港电影人有魄力，但是却有心无力。关锦鹏的电影版《长恨歌》完全糟蹋了这部小说。
如果有谁认为，看电影可以代替读小说，那么至少就中国电影而言，这条捷径走不通。
随着城市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冒头，旧上海的风尚和情调成了大伙儿感兴趣的目标。上海式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大伙儿追逐品位的效法对象。深圳的孩子们争相学钢琴，深圳开始举办古典音乐演出季，深圳的上海菜餐馆价格贵得离谱——不就是墙上贴了一堆儿旧上海黑白照片吗？而香港人历来的上海情结，乘着大陆的这股风头，开始借题发挥起来。
李欧梵写了一本《上海摩登》，立刻在大陆小资圈子中成了红人。
关锦鹏拍完《红玫瑰白玫瑰》，又来了《阮玲玉》，接着就是《长恨歌》。不知不觉就完成了“上海三部曲”，尽管不怎么成功。
而另一位香港导演徐鞍华，则比关锦鹏行动更快，抢先《长恨歌》两个月，拍完了《美丽上海》。
2005年几乎要成了上海电影和上海小说年。
而在这场海派时髦的比赛中，上海人自己成了配角。《美丽上海》虽然没有高调宣传，不过却比《长恨歌》精彩，更象一个地道的上海故事。但是片中却没有上海人担纲主角。郑振瑶是上海出生的老演员，不过一辈子演艺生涯却在北京度过。最美艳的女主角用了台湾的王祖贤。男主角用了北京的冯远征。冯远征倒的确是才华横溢，身为地道北京汉子，却把上海小男人演得惟妙惟肖，连上海腔的普通话和切口都学到家了。
此刻从静安寺的楼房窗口看出去，外面的夜空飘着冬天来临之前的细雨。离开十五年间，上海已经成了一座基本陌生的城市。本地的百姓们依然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忍耐和等待，而外乡人的海上旧梦却刚做到最浓的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