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在温的两处遗迹 泽雅屏纸
一边是古法造纸，一边是活字印刷；一个在瓯海泽雅，一个在瑞安平阳坑，祖先千年前引以为豪的发明今天依然循迹可见，如金子般熠熠发光。当现代文明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个角落的时候，它们的出现难道不令我们惊喜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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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汽车俱乐部 浙江分会的各位，代表我们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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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的蔡伦纸并没有绝迹，浙江温州西雁荡山区里成片的纸作坊就是证明。几百年来，泽雅的纸农把金黄色的屏纸卖到山外去，换得一年的衣食钱，然而现代纸业的发展却几乎冲断了屏纸的销路。中国境内正在操作中的造纸古作坊极为罕见，泽雅屏纸作坊就是其中之一，已经不会造纸的泽雅后代们正在寻找屏纸经济的新出路。
“通，通，通，通……"
有节奏的敲打声在幽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响亮。踏着被溪水浸润了的石子路，我们的脚步像是被鼓点振奋了一样。青山环绕，山上满是翠绿的竹林，空气湿润欲滴。绕过山湾，一片片黑色的屋顶铺在山沟里平凹的地方，随地势的起伏而隐露。
我们是为寻访中国古代造纸术而来的。我们正行走在浙江省温州西雁荡山区的泽雅西岸一带，相传这里仍有十几处村落沿用古法造纸。
有资料证明，西汉时期，公元前65年左右，中国人就已制造了纸的雏形，到了东汉，公元105年左右，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提高到了一个独立行业的水平，纸张从此可以用于书写了。
蔡伦造纸时使用的原料是树皮、麻头、旧布、鱼网等，虽然他所使用的制作工艺及其原理2000年来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实质性变化，但是造纸的技术却在各个细节上发生了由原始手工到现代机器化生产的演替。
谁曾想，中国2000年前的古法造纸术并没有跟随时间退隐到历史的无底深渊，它们竟然顽强地生长在中国大陆的片片角落里，像珍贵的活化石，携带着古老文化的丰富信息
生产白绵纸的贵州省贞丰县、生产香纸的贵州省香纸沟、生产会纸的广东省四会市邓村镇、生产竹纸的四川省篷安县……这些地方大都深居山里，交通不便，因而自然风貌原始，民风谆朴。
泽雅也是如此。一条雁荡山水系的支脉延伸到这里，给这里的山坡带来了茂密的竹林。多水和茂竹是传统造纸的两大先决条件。于是泽雅的先民就沿着河流建水碓和纸槽，利用水力将水竹捣成纸绒、纸浆，最后成纸。
泽雅先民是在元末为避战乱而迁自福建南屏的，由于南屏多森林，所以那里的造纸业也极其发达。泽雅先民重操旧业，他们生产出来的纸依旧唤作“南屏纸”，泽雅屏纸就这样叫开了。
我们终于找到了“通，通”声的源头。一个70多岁的老汉赤脚坐在碓坑边，他的眉毛和头发上沾着焦黄色的竹屑，不时地伸手从纸绒堆里拣出一块块带筋露骨的竹片残渣，眼睛一眨不眨的，始终没有看我们。
“怎么就您一个人干活？”
“今天水不大，我们家就开一个碓坑，所以就我一个人干。”
捣刷和分纸绒是造纸流程中既辛苦又危险的两道工序，这两道工序都在碓坑中完成，而一个碓坑只能由一个人来看着。
老人造了一辈子纸，我拿历史问他。
老人说：“蔡伦造纸嘛。”
“那蔡伦是谁呢？是神还是人？”
老人就不明白了：“反正世代传下来的就讲蔡伦王造纸，夏禹治水，别的谁管那么多呢？”
造纸曾经是泽雅大部分山民的终生事业，孩子们长到七八岁，就跑前跑后地学着帮忙了。但现在，老人的4个儿子都去温州做工了，因为这些年造纸收入低，老人自己做上一年，大概也就2000元左右，赚个衣食钱，子女们不愿意做也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
我们的谈话在通、通、通的捣声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泽雅的偏僻使它与外界隔绝，不论山外朝代几度更替，山内依然是纸农合家，成纸后交与进山收购的纸商
经元、明、清三朝，至20世纪30年代，泽雅的纸农已近10万人，约占当地人口的80%。屏纸的集散地就在相距泽雅几十公里的古镇瞿溪，那里有很多商户靠经营泽雅屏纸为生。
20世纪40年代泽雅屏纸进入了上海市场，后来市场又扩大至山东、江苏、福建、台湾和东南亚等地。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屏纸生产相当重视，先后设立了“屏纸收购站”和“温州地区屏纸产销协作委员会”，每当生产的高峰期，泽雅漫山遍野晒满了黄灿灿的纸张，仿佛金色的纸山。
在一个山坳处有一片纸作坊，作坊里的人们正在捞纸。对于我们的到来，似乎并没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捞纸需要耐心和细心，人们从早到晚被“拴”在纸槽旁，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爆性子都给磨成好性子了。
“大娘，你们有这世代相传的手艺，代代人都不需要为职业发愁啊。”我问。
“姆，这活儿累人，做苦兮（很苦）！”（“姆”，温州方言，对少年和青年的亲昵称呼。）
“做苦兮?那大娘为什么还做上一辈子?”
“皇天,山上没有其它去向啊。”
“那与其它没这行业的山头比较？”
“有的山头很苦，有的山头有其它条件。我这里是没其它的去向，就这样子。我做了62年的纸啦。现在9个孙女都不做纸！”
“大爷，你这山上都是做纸的竹？”我指着山上的竹林问。
“你指着的是毛竹，第一年可以做纸，第二年就太粗太老了。做纸用的是水竹。我们以前都种在屋前屋后，每年砍一批，现在常去买。”
“你老人家给算一笔账听听？”
“买100斤竹31块钱，加上其它的七八块钱，可做5条纸。一条纸就是一捆，40刀，卖给厂里21块钱。”
“一天可做多少纸？”
“最快的人一天可做一条，但其它事情（工序）还多兮多的。赚钱不多，赚点吃用是有的。”
在纸山一带走动，随便拉住一位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唠上半天的“纸经”。做纸的每一道工序都在户外，人们谈起操作要领也毫不隐晦，为什么这儿的“家传”、“祖传”不作为“秘方”保密起来呢？
纸农们笑着说：“做纸还保什么密啊，这一带的村民谁不会做呢！”
这儿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学做纸。女儿长大，如果嫁到纸山以外，夫家有业的，姑娘就跟着不做纸了，如果没业，混不了吃，姑娘可以带着姑爷回娘家来，在娘家的纸坊边搭一个纸坊做纸，这样做村里人是同意的。用这儿的话来说，这叫做“嫁出的闺女嘛，总是自家的人”。当然，如果是外地人（指无血缘关系），想来村里做纸，那就难了。
至于外面娶来的媳妇，就只能等过门后再教了，是一定要学会的。据说至今还没听说过谁家的媳妇学不会。只不过巧媳妇学得快些，笨媳妇学得慢些，“这是饭碗，每个人都要捧牢。”
到了90年代，由于现代纸业发展迅速，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远远超过了屏纸，屏纸失去了很多市场，黄色粗糙的屏纸现在仅用于做鞭炮和冥纸了
我们在村头的小店里没有看到大捆大捆的雪白的纸巾，因为很少有人买，纸农们自家用的都是自己造的纸，他们从来不去店里买。小包的纸巾也有，那是给青年人赶时髦用来擦手擦嘴的。青年人喜欢用的白草纸都是托便车从瞿溪捎一捆回来慢慢用的。
“早几十年，这些纸还是送人的好东西！走温州时，捡上好的送几捆给城里人。现在还有谁会送这个？机器做的纸好看啊！”
七八年前这里也曾引进过机器生产纸，这些机器基本上是提升造纸速度，而造出的纸的外观依旧是黄色的糙纸，并不是目前消费市场上的白色纸、纸巾一类的纸张。后来由于泽雅建了水库，而机器造纸对水源的污染比较大，温州人吃了水库里的水会损害身体，所以上边给纸农补偿了一笔钱，把机器停了。那几家纸农卖了机器以后又觉得用手工做纸很没劲，就干脆搬到山下移民区去了。
除了速度方面的尝试以外，也有人曾经在质量上进行改进。
温州有一位老画家，原是法国某大学的教授，退休后回到故乡，在泽雅投资，与人合办了一个画纸厂，两年以后，画纸厂生产出来的纸质量很好，白色画纸，主要用来出口法国，产量很低，一张纸卖5个法郎！泽雅建水库时，这位老画家的厂也停掉了。
住在“由一张张纸叠起来的屋子”里的纸农们对纸是怀有深情厚意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无法阻挡现代工业的浪潮把年轻人一批批地从纸山上卷走。仍然固守住这份古老产业的老人们是在延续大半辈子养成的劳动习惯，还是在努力地维护纸山的尊严？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纸山的水碓坑、纸作坊、捞纸的竹帘和纸农们操劳的身影连同满山的翠竹、清澈的溪水一同映入了现代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冥想之中。于是一场对泽雅屏纸文化意义的挖掘悄悄开始了
第一个对屏纸古作坊发生兴趣的是一位参加“泽雅一日游”的上海游客。黄显功是上海图书馆的研究员，他说，国内保存下来的造纸古作坊并不少，但是多是人工复原的，或仅仅剩下几个遗迹供人参观，像泽雅这样一直在操作的成片活体非常难得，更不用说它们已经与自然和经济融为了一体。黄显功走了许多地方，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到具有同样价值的造纸古作坊。
1999年为了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国际性会议，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尹铁虎研究员遍访全国寻找一整套古代手工造纸的活体资料，他不经意间来到温州，在温州市文物处的推荐下，带回了一套工具和图片。
“从北方查寻到南方，我了解到的不是几个残留的故址，就是人工复原的表演，依旧在生产的手工纸基本上已不存在了，年轻的纸业工人已没有手工造纸的概念，他们只知道现代化的机械生产。像泽雅这样成片的手工造纸古文化区，在国内已经很少很少了……”
于是泽雅手工造纸的资料代表着中国古代造纸术被拿到国际会议上展出，并随后陈列在了中国印刷博物馆里。
世界的发展是无穷的，也是无情的，旧的事物总有一天会被新的事物所代替。“屏纸生产能养家”已经是一句老掉牙的口号了，又苦又累，挣的钱仅能糊口的活儿只能被经济浪潮推来的泥沙掩埋掉。然而，是金子就总会发光，屏纸生产在新时代的意义在于它的文化内涵。泽雅旅游分局抓住了这个契机。
泽雅旅游分局的黄克荣主任是当地人，出生于1973年，他说像他这个年龄的青年人基本上已不会做纸了。再过上10来年，老人们干不动了，也许泽雅的这道风景就绝迹了。他们局考虑到这一点，准备专门办一个班，培训一批能熟练操作各道工序的青年导游，以便将来能够手把手地教游客过一把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