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嚣张与我们一再退让有关

　　对话人物：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成立于1999年3月15日，是目前中国大陆研究“二战”时期日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惟一的研究机构。

　　近期和慰安妇有关的事有两件：

　　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此之前的2月20日，一个叫朱巧妹的老人孤独地死去了，悄无声息。

她是国内已知年龄最大的原慰安妇。

　　“慰安妇”的话题再一次引起我们的关注，3月25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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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慰安妇”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一个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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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慰安妇是您学术上的研究对象，一个课题而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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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我不否认刚开始是这样，但这个伤痕被揭开以后，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没到过她们的家，你不会有真实感受，会和这件事有隔膜。一旦到过她们家，就感到应该帮她们一把，应该为她们实实在在做点事，（这是）良心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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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她们的生活窘迫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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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一个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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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目前已知的还有多少人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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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39人。分布在黑龙江、上海、海南、山西、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最大的92岁，最小的71岁。但我估计隐藏身份的人数至少是公开身份人数十倍或十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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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每位受害者100元生活费，这对她们有多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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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她们大多生活在农村，这笔钱可保证她们的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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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钱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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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主要来自海外募集，国内募集的很少。直到2000年12月，我才收到国内第一笔捐款。今年到现在有两笔：国内一笔100块钱；另一笔是国外，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500美元。凡是援助老太太的100块钱，我给收条。但他们不支付为援助而发生的诸如交通费、住宿费、劳务费，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出。特别是在我们拒绝了“国民基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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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指的是日本“亚洲妇女国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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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对。这个赔偿是民间的，日本政府想通过这个基金会来赔偿。现在基本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抵制这个基金，因为它很暧昧，我给你点钱你就不要再说话，它不是明确地作为认罪以后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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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帮助她们的过程中，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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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一是人手，二是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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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慰安妇是如何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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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1998年，韩国建立了“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并把慰安妇集中在敬老院内，由政府统管……

　　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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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日本现在的嚣张，从根本上来讲，和我们的一再退让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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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和您交谈我能感觉到您的疲惫，这种疲惫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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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这几年比较麻木了，没有太大激情。最初的时候还会找援助。但人家一听到慰安妇首先就说这很敏感。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中日友好应该说是个手段，不是说为了中日友好，什么都要顾忌。日本现在的嚣张，从根本上来讲，和我们的一再退让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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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13年来，您觉得在认知上，或是对她们的态度上有所转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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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应该说有所好转。这几年，媒体宣传，大家都知道后，逐渐的她们的压力反而小了。甚至照片被刊登出来后，也并不是我所担心的那样压力更大，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大家有一种宽容和比较有爱心了。感觉这样的老人太可怜了，应当关心、理解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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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朱巧妹（慰安妇）和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时场面上会有那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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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事先我能够预感到这样的差别。对两者的态度差，造成了这样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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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2001年您开始对慰安妇做法律公证，起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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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2001年、2002年开始请国家公证处法律公证处对这些老人的受害事实予以法律公证，永久地保全证据。因为人总会离开的，要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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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到目前有多少人进行了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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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20来个。由于资金问题停下来。一些地方坚持收费，一些地方是山区，公证要车子接送，还要吃饭等等，所以有的地方一个人公证下来要两三千元人民币，甚至更多。只有上海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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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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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将来总有一天会胜诉，但从现实来说，实在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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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这些年，“慰安妇”受害者对日本的诉讼尚未有一起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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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将来总有胜诉的一天，但从现实来说，实在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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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这种情况在劳工、毒气弹等问题上是不是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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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对，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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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政府对诉讼是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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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政府对民间的诉讼现在采取默认，或者有所支持，但这些支持都是道义上的，我希望支持能够落实到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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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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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制度上的援助，改善她们的生活。还有医药健康上的援助，也可以资助她们去打官司，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保护自己的国民，为她们争得应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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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印象中，对她们的冷漠有没有极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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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云南某县，曾有4个受害者找到当地官员：“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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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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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他们很封闭，根本不了解世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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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希望政府怎样帮助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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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智良：国家对这些饱受磨难的老人，应该有制度性的保护与帮助。首先，应该马上确认受害者，然后给予受害者一个制度上的援助，来改善她们的生活。不仅是一般生活费，我想最低生活费应该保证她们；其次，还有医药健康上的援助；也可以资助她们去打官司，因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去保护自己的国民，去为她们争得应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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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应该有一个国家性重大调查项目，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证据在消失。但很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项目，同时这些人正在一个个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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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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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开头提及的近期和慰安妇有关的两件事情让我们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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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诉不是新闻。也许，有一天胜诉才是大新闻，会有这一天吗，没人敢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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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存的原慰安妇死了也不是新闻，她们本已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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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巧妹走的时候，冷清，但毕竟还有人送行。山西老人侯冬娥，在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悄无声息地死去后，她的一生只有《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记下的这样一些片段：“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一个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人肯过去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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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珍视她们，就是珍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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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已经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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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她们，再泪水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