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云
小时候不喜欢去三道街的外婆家，她戴起大口罩扫街的样子我有些怕。每次与母亲走进少城的那条小街，正在扫地的外婆总是摘下口罩，拄着竹扫帚和母亲聊上几句。外婆不戴口罩的样子我也怕，笑起来我也觉得严厉而陌生。她说话又是硬过成都话的峨嵋音，嗓子里有股金石之气。前两年看四十年代的国片《太太万岁》，饰演少奶奶陈思珍婆婆的那位演员，竟然很像儿时看到的外婆。
那些年父亲这边的人谈起外婆，常说她是地主婆，因为她的娘家是峨嵋县的大户，外公又是遭镇压的“反动”官僚。我从念小学起填了无数表格，母亲那栏的成份一项，大人向来教我写“工人”二字；其他亲属一栏，我也从不敢写上外婆的名字。后来的世道虽然变了些，我要投考政府的事业单位，填完表依然提心吊胆，生怕通不过政审，因为那是一间门禁森严、专门接待党国首脑的宾馆，听说里面的员工从前都要查三代的。
地主婆的八个子女，除了早就夭折的二孃，用外婆的话来说，有四个都在外地“为人民服务”。每逢外地的舅舅孃孃们在“服务”的空隙回成都，外婆家都要热闹一下。当然地主婆的闹热不比一般群众。有一次记不清炖鸡还是炖鸭，母亲他们都很紧张。吃饭前把门窗关得严严的，说话的声音也压低，生怕院子里的左邻右舍注意。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里，“剥削人民”的房东兰太太蒸了一大锅白面馒头，被街道积极分子发现后骂得灰头土脸。记得我一看到这出戏，立刻就想起儿时在外婆家关起门来打牙祭的情景（注：打牙祭就是搓一顿）。
上池街的祖母是革命群众，拎起小板凳带我参加过居委会的政治学习。现在想来，这样的学习地主婆肯定经历了不少。像她那样的管制分子，开会的时候只能靠边坐。听完居委会主任读报纸，还要站起来向革命群众汇报思想。管祖母那条街的派出所王同志肥头大耳，训斥四类分子的威风我现在还忘不了。我那时奇怪管制分子为什么只敢叫他王户籍，祖母说那些人不能称他王同志的。可惜我没能见识到三道街的居委会学习，不晓得在我眼中神情严厉的外婆，面对王户籍那样的专政机关代表究竟什么样子。
我长大了仍然不喜欢去外婆家。她不再扫街了，每月的生活，就靠舅舅孃嬢们一人给点费用。三道街的院子八十年代初也拆了，外婆在附近的奎星楼街分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她说拆迁安置那帮人欺负她寡母一个，但她找上门去大闹几场，亮出侨属的牌子（六外公即外婆的兄弟，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属所谓的统战对象），对方终于让了步。那几年外婆特别神气，话也特别多。次次见了我，不是感谢党的好政策，就是数落我父亲的无能，哀叹我母亲的命苦，然后一遍遍说起过去的事情。
那些故事我都背得出来了：她年轻那阵非要从闭塞的峨嵋县去上海念书，结果认识了圣约翰毕业的同乡也就是我外公。他们在沪上结婚摆酒，证婚人请了蜀中名士张澜（也可能是党国大老张群，我实在记不清楚是哪一位了）。后来外公投笔从戎，接着回川从政，位列少将。共产党快来了，成都的房子卖不起价。外公自以为书生一介，况且已脱身宦海，于是花金条买下少城的一所小院，指望与妻儿好好过一过寓公的日子。哪晓得新政权的词汇里没有寓公这个说法。镇压反革命，外公还是逃不脱敲砂罐的厄运（注：敲砂罐就是枪毙）。
外婆晚年经常埋怨外公，怪他当年看不清形势，也常以自己后来能看清形势、顺应形势而自豪。但顺应形势的过程是痛苦的。外公走后，外婆说她拖儿带女在火车站卖过锅魁（注：锅魁略等于北方话中的烧饼），舅舅们小小年纪也拉过板车帮补家用。除了财产充公，外公的遗物尽皆无存，只留下一张青年时代的西装半身照。八十年代末，学医的表姐去美国念书，带上这张照片翻拍一新寄给外婆，我才第一次见到外公的尊容。照片上的外公似乎很和善，外婆说他英文好，没事爱在书房里写字，但我总觉得遥远又陌生。
客观而言，比起众多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子女，舅舅孃嬢们的经历并非最为不堪。新政权对于“可以改造好”的“贱民”，有时或也网开一面。外婆的七个子女，有五个居然进了新社会的大学，虽然只能学医学理，总好过被打入不生不死的十八层地狱。外婆晚年爱说舅舅孃孃们当年填写大学志愿，她总是严禁他们报考文科，说不能再蹈外公的覆辙，只求一技傍身，可以立足社会就行。就一位寡母而论，身处那样严酷的社会环境，每天要为七张嘴奔忙，还能头脑清醒为子女出谋，这样的顺应形势确也无可厚非。
不过排行老四的母亲与幺孃就没那么幸运。母亲当年在有名的石室中学念书，兄弟姐妹数她成绩最好，但她与幺孃都顶不住政治压力，精神一度失控，而幺孃更疯过好几次。升学无望，招工也备受歧视，她俩最后只有进街道生产组。常年累月的抑郁与失意，使母亲与幺孃现在稍受刺激就要失控，不得不借助药物来控制情绪。我至今难忘的是念小学二年级那阵，母亲与父亲口角，她发起疯来，可以将我的衣裳剥个精光，口口声声要赶我出门。
晚年独居的外婆除了话多，脾性也趋暴烈。不论住进哪个儿女的家中，她都要歇斯底里发作几场，仿佛要将几十年的怨气一吐而空。舅舅孃孃们惹不起她，她只有诉诸跟她住得最近的母亲。母女俩都暴燥，常因小事扯出一生的磨难，差不多次次都难收场。九六年我回成都，无所归止，正好外婆在西门的五孃那里暂住，于是借她奎星楼的房子住了一阵。没想到她有天觉得我与母亲要霸占她的房子，一个人坐三轮车回来要赶我走。五孃与母亲怎么劝也劝不动，足足闹了一天一夜。
我现在仍然不喜欢外婆。比起祖母慈祥平和的身教，外婆喋喋不休的言教我很难接受，尤其她晚年怪戾的个性，虽然情有可原，却始终让人不敢亲近。说起来祖母与外婆都是苦了大半辈子的人，但对于后者，我宁愿抱着敬而远之的心情。人世间有些事情真的很难说明白，既然说不清楚，又何必再说。外婆于九八年去世，舅舅孃孃们都参加了丧礼，那时我又回到澳门，过了很久，母亲才写信告诉我。
零四年十月二日至十二日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