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不时看《小宝与康熙》。“杀龟大会”一节，众豪杰大呼小叫，信口开河，竟有人提议将吴三桂的老婆陈园园抓来做鸡(其实陈园园本就是鸡)，不禁哑然失笑。翻检《鹿鼎记》原著对照，这倒不是电视剧乱编的，小说原作：
有人说道：将陈园园掳来之后，要开一家妓院，让吴三桂真正做一只大乌龟。
韦小宝一听，大为赞成，叫道：“这家妓院，须得开在扬州。”一名豪士笑道：“小兄弟，这主意要得。那时候你去不去逛逛啊？”韦小宝正待要说“自然要去”，一瞥眼见到阿珂满脸怒色，这句话便不敢出口了。……
韦小宝式的心理，我们不算陌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在床上征服美帝国主义，跟让汉奸戴绿帽子，岂非异曲同工？
香港刘绍铭先生《风月报国》一文(收入《情到浓时》，上海三联书店版)介绍，澳洲汉学家白杰明就由《北京人在纽约》上述情节入手，分析百多年来中国耻辱历史给国人心理造成的后遗症：自卑与自大合一，媚洋与仇外不分。对于忍辱负重的中国人而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金发美人也是西方的象征，在生理上征服金发美人，亦等于在心理上战胜西方。刘先生总结：“一块钱买来一次‘我爱你’的呼唤，听来仿佛是阿Q精神胜利的现代版。中国男人风月不忘报国，历史包袱之沉重，可见一斑。”白杰明文章的题目是：To Screw foreigner,Is Patriotic: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刘先生译作：操外国人是爱国行为：中国前卫民族主义者。但我想，他们两位似未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王起明辈的言行太当真了。
什么“风月不忘报国”，不过是报国为名风月为实罢了。跟《北京人在纽约》近似的细节，唐德刚先生的小说《战争与爱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也有，他的描述才是人情练达：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Q、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最后一句尤为入木三分。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战，就是救国，就是复仇雪耻(难怪在乓乒球场上殂击中国队的何智丽曾令我们的舆论如此愤恨──她竟嫁去日本，让日本鬼子操！)……这是以爱国的名义满足开洋荤的人欲，是阿Q式的庸俗爱国主义与猥琐的性享乐心理的畸形混合。
就这样，从韦小宝到张老参、王起明，爱国主义竟成为他们嫖妓的道德安全套了！
要知道爱国主义这种高调，最是适宜装饰种种并不高尚的行径，不仅可以成为个人私欲的籍口，更可能成为党派利益的工具。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卢梭一章曾引西儒约翰逊之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董桥《语言小品录》又引三十年代美国以煽情著称的一报业大亨语：“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些话不约而同，对爱国主义弊端的讥刺都鞭辟入里，于我心有戚戚焉。
高尚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怎么达到目的；仅仅高呼爱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怎么爱国。不能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倒要反过来，以手段来证明目的的合理性；同样地，不能以爱国主义来证明行为的合理性，而是要以行为来证明爱国主义的合理性。
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上床，恐怕不算罪过(若说罪过，也只是跟叫本地鸡同等的罪过)，也谈不上不爱国，可是更谈不上爱国。
在床上，本无法做爱国的事，只适合做爱做的事。
